将人脸踩在脚下的感觉很异样。
让我想起小时候外祖父捕鱼船上的金枪鱼,重达400多磅的蓝鳍金枪鱼,用高强聚乙烯材料鱼线从海中拽出,醉酒的胖大相扑手般仰面摔上了甲板,船身剧烈颤摇中,外祖父上前一脚踩上大鱼的鳃,对我和仙道大叫:“快把锤拿过来!”老渔夫特有的一种本领,抡起锤在鱼鳃和眼之间的某点一敲,将那滚跳着要把船掀翻的大鱼敲得厥过去,却并不至于死去——“这招只教你们两其中一个,”外祖父说着,“看你们表现。”一边欣赏儿童的政治斗争,他一边整治那相扑手般的大鱼,很快以一个相当不赖的价格,卖给了来港口收货的东京五星级酒店。
这家伙叫安田还是潮崎来着?我望着被我踩在脚下,嘴里淌出涎水的家伙。这家伙当然既没有400磅,也不够格卖去星级酒店,我是为什么揍他来着?哦,他的球服。在教学楼的过道里遇到时,这家伙明明一副战败俘虏样貌,走路那样耷着肩缩着膀——十六七岁就显露出软弱、犹疑、注定一事无成的六十岁一生,他身上竟然穿着鲜红的,印着“SHOHOKU”LOGO的篮球队球衣。真是令人气不打一处来!
未能成功“谋杀”流川枫,难不成我还不能成功“谋杀”一个无名之辈?
“放、放开我!”
那家伙在我脚下结结巴巴地叫着,“放、放开!今、今天不行!”
听起来就像假如是昨天或明天,他很乐意奉出脖颈请我上去跳蹦床似的。
“唔?怎么偏今天不行?”
“要去乘、乘车了,今天下午和陵、陵南有练习赛,我要去乘、乘车了——”
练习赛,我当然知道这个屎一样的练习赛。我想起上礼拜仙道那家伙曾不怀好意地邀请我,“哦下周,有场和你们湘北的比赛呢……虽说你不敢上场,总敢过来陵南玩玩吧,应该是五月一号下午两点二十吧……”
“你去做什么?”我用匡威ERX260的鞋底抵着那家伙的脸,“别告诉我,湘北已经拉胯到连你这个弱鸡也要上场?!”
“我、我要去赛前帮忙打扫体育馆……”
不知叫安田还是潮崎的家伙,涨红着腮,那软弱、犹疑、注定一事无成的反抗可远远比不上蓝鳍金枪鱼,我那陈旧性韧带损伤的左腿,足够将他踩扁,他忽然抻着脖子大叫一声:“当然如果万一让我上场!我万死不辞!”
“滚你妈的蛋!”
我撒开脚,在这家伙的屁股上恶狠狠踹了踹。什么狗屁“万死不辞”,这种只该缩在墙角啜泣着说“求求你,小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伙,居然抢起了丰臣秀吉的台词。我望着他穿着那条红球衣,踉踉跄跄地死里逃生去了。
5月1日,我仍记得早上撕掉的那张日历,12:05,我瞥一眼腕表上的时针和分针。
“……应该是五月一号下午两点二十吧,比赛嘛就顺带看看好了,恐怕不会很好看就是了,当然,我会尽量给你们湘北的小朋友留点面子的。”小我一岁的讨厌表弟的讨厌声音,又在我脑海中响起来。
那天在海边碰到仙道彰,被他拽去了附近的一家杉屋吃乌冬面。我仍记得是1983年,渔村里开了第一家杉屋,临近港口码头,门前挂着脏兮兮的靛青松风图样布帘,渔夫们你推我搡着走进去,时常擤一把鼻涕甩上贴满旧报纸的店墙,九岁的我和八岁的仙道刚挨了外祖父的揍,说好挨得更重、令脸孔更丑的一个请客,我们第一次走进杉屋,我学着他摆出那种老雇佣兵进酒馆的大模大样,像他传授的那样“绝不透露出一丁点菜鸟的胆寒”,在渔夫们的大声嘲笑中,我和他坐上油腻腻的吧台,一人狂吞了一碗乌冬面,本该付款的他却提前溜了号。至此近十年,这家以店面狭窄、价格低廉、老板悭吝著称的连锁快餐馆,成了我和仙道的惯例见面地点。
店内安装了玻璃自动感应门,铺着波普风格圆点地毯,仿造文艺咖啡馆那样摆着七八张小巧、精致、对于吃大份乌冬面来说过于局促的咖啡桌。我们在其中一张桌边坐下,我故意摆出僵硬、不自在的样子,期图早点结束和对方的会餐,当然嘛,仙道全然不在乎。一坐下,他环顾四周,自说自话地点评了一通这家杉屋的装潢,“什么嘛?比其他分店附庸风雅这么多。”
除了玻璃门上张贴一句“今日诗抄”:“我要盘子,我要杯子,我要小小的勺,我要蘸着酱油,我吃着我。”店内黑色墙面上悬挂有一列白框摄影作品,主题大约为“名人在海边”,等候餐点上桌之前,仙道相当无聊地猜测了一会儿其中一张相框里的美艳女郎是谁,他一会儿说是玛丽莲·梦露,一会儿说是费雯丽,老板是个戴着无框眼镜、枯瘦如柴的中年女人,将两碗乌冬面端上来——分量少的像两碗美式咖啡,她用平板无波的语调纠正仙道,那是“朱迪特·戈蒂耶”,“一位曲高和寡的法国女诗人”,她的语气差不多在暗示“就像我一样”,并指着戈蒂耶旁边一幅男子肖像说是“约翰·阿加德”,“别处再没有他那样纤细、残忍的动物诗歌!”似乎生怕被这个徒有其表的年轻人说成是“阿诺·施瓦辛格”。
仙道吃着面,差不多是在咖啡里寻找方糖,他说他转学来陵南高中已经一年多了,“现在自己租了一间一居室,就在附近的公寓区,唔,楼下有菜市场,能买到新鲜罗勒和不赖的帕尔马奶酪,可惜最近燃气灶坏了,不然今天那条黑鲷,倒可以请你去家里吃罗勒酱鲷鱼。”
这种客套话,我当然并不信,既不信他愿意请我去他的寓所,也不信他有耐心为我烧鱼。在渔村时,我从未见他烧制过一条鱼。我想起他那条又馋又赖的狗来——叫津多吧,那时他钓鱼无非是为了喂狗,因外祖父信奉渔民的狗该和渔民一样顽强自立,绝不愿掏钱买“美国人发明的骗钱狗粮——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和英语课一样腐蚀着大和民族!”那条狗因此日渐有了鱼生美食家的修养,黑鲔晓得先吃腹肉,鸡鱼晓得先吃肥美的中腩,倘若活着,上《读卖新闻》开个美食专栏,点评哪个季节、海湾的鲷鱼最“符合狗的脾胃”恐怕不在话下。
“津多死了有两年了?”
“三年。”
“难受吧?”
“嗯,今年刚为它出孝来着。”
他那信口开河的口吻,我一听已知道,这家伙特地把我叫来吃面,却根本心不在焉,他并不真正想和我聊天。我还是王牌三井的那几年,倒可以单方面让话题突进,可以再聊聊外祖父、外祖母,几个月前,母亲给我看了外祖父那张诊断写着“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历,固然,也不会比“老狗之死”更令他动容。外祖母的心脏问题,他大约倒也关心。我也可以问问他,他母亲和继父共同经营的那家“田中有机农产品公司”可看到了前景,他那两个同母异父弟妹,随着年龄增长,可还像小时候那样好相处——他一人跑来神奈川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说真的,干嘛从国际大都市转学来我们小地方?”我到底耐不住好奇。
“钓鱼方便啊。”
我当然仍一个字也不信,“你不会真搞大谁的肚子来乡下避风头的吧?”
他笑笑:“哇,又被你猜中了。”
上一次和他见面,已是一年多前。我代表不愿出席的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人参加了我的舅舅——他的父亲的葬礼。当时他看起来春风满面,不说在葬礼上像个金榜题名的探花郎吧,至少自在得不太像话,我记得他站在灵堂前翩翩有礼地同一位年轻女士低声谈话。
“说起来,都说你在舅舅的葬礼上搞大了他住院时女护士的肚子?”
谈论葬礼上的艳遇倒是疯狗三井的拿手好戏。
“哦,”他喝一口杉屋免费的麦茶,那茶几乎没有滋味,他似乎在头脑里搜查了一下我说的是谁,“你说大沢啊?”
“真的有一腿?”
“她差点当了我第五任‘后妈’,我是说,假如片山再多活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