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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白一君哭了,我没有。
他在大夫跑进来检查我的情况的时候背转过身去,我能看出来他在偷偷抹眼泪,虽然我之前从没有见他哭过,虽然那时候我刚刚从昏迷中清醒,但我相信,我看见的那个背影,确实是在哭泣中微微颤抖的。
我想,这老小子也会有这么可人疼的举动啊,那张落魄的脸,加上那双泛红的眼,我发誓,如果我现在能动弹,我一定把他拉过来好好在怀里抱一抱,无助又无辜的白一君,像足了受了冷落满心委屈的小白。
然而那时候我确实是动弹不得的,我能听见大夫说低压36,稳定住了,心跳呢?护士说心跳150。好,也稳定住了,还在发烧,不过人清醒了,程老师,您可把我们吓坏了,我这么多年做了千八百个阑尾炎的手术,还是头一回遇到你这种情况啊。
我心里说,大夫不瞒你说,我也吓坏了,到现在我脑子里还在嗡嗡作响呢。
大夫简单嘱咐了两句就出去了,我看着转过身来看着我的白一君,我想说,你也吓坏了吧?但麻醉的后劲和过低的血压让我没有说出这句话来的力气。这让我有点急了,更令人烦躁的是,白一君就那么站在我的床边不动,我想让他靠近一点,跟我说说话,但他却一句话也不说,好半天之后,他重重叹了口气,接着坐在我旁边,俯下身来,极为小心翼翼的避开我手上连着的输液管和侧腹部的刀口,白一君拢住我的肩膀,接着慢慢的,好像抱着一个新生儿一般的,把我抱在怀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时,我那么想。
我还想,大概是虚弱让我失去了哭泣的力气吧,因为事后我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时,每每记起白一君的表情和他抱着我的时候微微颤抖的指尖,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但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感动或是感慨,我只是在想,我没死,我回来了。这个无比单纯的念头让我无比单纯的喜悦起来,太好了,我没死,我又能见着白一君了,这次我得和他在一块儿,我可算能和他在一块儿了……
后来我是什么时候再次睡着的,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再睁开眼的时候差不多是清晨的样子,苍白而又清澈的阳光透进来,照在我脸上,照在挂在支架顶端的点滴瓶子上。
好明亮。
一丝响动从背后传来,我侧过脸,看着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白一君,他边随手关门边疲惫的用毛巾擦掉脸上的水,看见我正望着他,先是愣了片刻,随后,他走过来,坐下,把毛巾扔在一边,攥住我的手,就像我刚刚从昏迷中醒来时一样把我的掌心贴在他脸侧。
好凉,是冬季自来水的冰凉温度。
“……一夜……没睡?”我尝试着轻声开口。
“不敢睡。”他轻轻笑,“怕你跑了。”
“……跑不了。”我也轻轻笑,然后微微抬手给他看我手背上的针头。
“嗯,那就好。”叹了口气,白一君把我的手又攥紧了一些。
“我发烧呢?……是吗?”满身的焦热还在,但是比昨天好多了。
“嗯,还有点,正慢慢退烧呢。”
“……吓着你了吧?”很好,我终于能顺利说出这句话了。
但白一君并没有立刻回答我,他咬紧牙关,半天也没有吐出一个字,他似乎在酝酿,似乎在犹豫到底是该骂我还是该安慰我,我想他即使是骂我也无可厚非,我自己忽视自己的命,如果不是我正虚弱着,白一君很有可能会冲我大吼一顿,他对我,有时候就像个对自己孩子期望过高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家长一样,他不能忍受看见我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他受不了,因为他太在乎我。
于是,到最后他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有点恶狠狠的警告:
“等你病好了……再跟你算账。”
我有点想笑,却一阵鼻子发酸。
……
那两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手术开始时是周五早上七点多,雷震生那时候已经给白一君打过电话了,白一君扔下一个班的学生赶到医院来时是八点左右,然后就是痛苦漫长的等待,雷震生上完课也赶过来大约是九点不到,那时候正是我术后痉挛接受抢救的时间,他刚从电梯出来就看见白一君拽着主刀医生的领子说“程小波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要你的命!”赶快跑过来把两个人劝开,雷震生跟大夫解释说您别往心里去,他们俩是最铁的弟兄,这是急的,没事儿了没事儿了。
看着大夫离开,雷震生接着安抚白一君,他说你别这样,跟大夫拼命也没用,程小波肯定没事儿。白一君说:“我也知道我不该跟大夫急,可他说人可能救不回来了,你说我、我能不急吗?你说……”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肯定没事儿的,再等等他就挺过来了,他现在在里头比你难受,你多等他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雷震生是个不怎么会安慰别人的人,但是他说的这两句话让白一君踏实了许多,伸出手在对方后背上拍了拍表示感激,白一君靠在椅子背上闭了眼。
又是一段漫长痛苦的等待,将近十点半的时候,我的情况终于稳定下来了,雷震生看着松了一口气的白一君,说你先陪着他,我回趟学校报个信儿说说情况,再买点吃的来。就离开了医院。
然后,就是我在半昏迷和四十一度的高烧中被白一君喊回来的那段情节了。
等我终于逃离危险,又着实沉睡了好一会儿之后,已经是周六的早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