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心情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第二天一早,余书记骑车前往县政府汇报工作。下午回来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情极度不佳。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想听我谈谈看法。我依旧实事求是地说:“明年工业最多可实现500万产值。”(实际上,能实实在在达到200万左右就不错了。)
余书记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就是在于太老实,人家能报1000、2000万,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一时语塞。我心里满是委屈,这明明是按照他的要求和口径汇报的呀,怎么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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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说道:“书记,我是按照您的意思汇报和计划的,您的意图有变,我却不知道,您也没有示意,我怎么能理解呢?”
余书记有些不耐烦地说:“做行政干部,尤其是做领导的,搞政治的要灵活点,你看人家都谈一片大好形势,争取两三千万,你却说得一团糟,还说500万……这是什么计划?”
我据理力争:“余书记,我在会上说500万已经超过两套班子会议研究时300万的200万了。因为我刚到会场听见城关乡说明年实现800万,后来以1000万通过。
我就临时自作主张地把计划由300万调为500万。昨天我到会本身已是最后一个人,根本没有听到其他乡镇说什么。”
余书记很不开心地挥挥手:“你先回去吧!”
离开余书记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在于太老实。”
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实本分也会成为一种错误?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实事求是,就能够得到认可和尊重。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在后来不久的全县工业大会上,乡长方伏和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砖瓦厂为什么年年亏损》的检讨性发言,河汊的工业在全县倒数第一已成定论,余书记因此又大失人气。并加速他调离河汊的进程。
从那以后,余书记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和器重我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但还是装作不知道,依旧像往常一样奔波忙碌,只是再也没有了曾经的赞扬和强有力的支持。
我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难道在官场上,真的只有圆滑世故才能生存下去吗?我不甘心就这样被现实打败,可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1984年春天,余书记调往县老干局任局长,方伏和成为书记,冯集乡党委秘书楚大豹调任河汊任乡长。在余书记知道自己即将调走之前,他让我陪他到乡政府院墙外边散步边聊天。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余书记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清朝有位宰相叫张玉书,才能出众,能言善辩,深受皇上赏识。可大臣们嫉妒他,常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时间久了,皇帝听信谗言,想加害于他,却又找不到借口。
有奸臣献计,让皇帝和张玉书同去逛一座寺庙,让张玉书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他一马,答错了立即问斩。
皇帝上楼时,问张玉书:“朕起步上楼此话怎么讲?”张答:“我主步步登高!”皇帝称赞答得好。到了寺庙里,皇帝停在一个笑佛面前问张:“这佛面对朕大笑,此话怎讲?”张答:“这笑佛是在笑皇上身边跟了一个蠢才。”皇帝大笑道:“好!好!”看完寺庙,下楼时,皇帝转脸问张:“朕现在起步下楼,此话怎讲?”张立马答道:“我主后步还比前步高。”皇帝听后大喜,连声说:“好!好!后步还比前步高!朕赦你终身无罪!”
从此,再无谗言能使皇帝加害张玉书。张得以善终。
讲完这个故事,余书记看着一脸茫然的我,继续说道:“诚实是做人的原则,不是做官的原则。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官场上的人白天脸上都罩着假面具,晚上才能看到真面目。
所以做官不但要勤奋、刻苦,勇于拼搏,而且要有机智,要善于拼搏,这样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余书记顿了顿,又引用了一句名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他接着说:“在官场中,我们不仅要懂得做事,更要懂得做人。
要学会察言观色,审时度势,不能一味地固执己见。就像张玉书一样,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巧妙应对,化解危机,这就是机智的表现。”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在想,余书记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在官场上,真的就不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吗?难道为了权力和地位,就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吗?我感到无比的困惑和迷茫。
但同时,我也明白,余书记是在以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教训来告诫我,希望我能在未来的仕途中少走弯路。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起余书记的教诲,心中满是感激与遗憾。感激他曾经给予的支持和指导,遗憾自己没能更好地领悟。然而,我不会自暴自弃,我会继续反思自己的人生,思考如何在未来重新站起来。我知道,只要自己不放弃,总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始,用努力和智慧书写新的人生篇章。
但未来的路究竟该怎么走,我依然没有答案。我只能在迷茫中不断探索,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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