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没有任何人比萝丝·沃特福德对我更好了。在她身上既有男人的智慧,也有女人的任性。她创作的小说非常特别,读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那天,我正是在她家里遇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当时沃特福德小姐正在她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茶会,房间被挤得满满当当,大家都聊得很高兴,只有我安静而尴尬地坐着。大家三两成群地专注谈论他们各自的事情,叫我无法鼓起勇气闯入其中任何一群。沃特福德小姐是一位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她发现了我的窘境,就朝我走来。
“我想你可以和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聊一聊,”她说,“她可是你作品的崇拜者。”
“她是做什么的?”我问。
我很清楚自己的孤陋寡闻,倘若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位很有名的作家,那么我在同她认识前,最好把情况先弄清楚。
沃特福德小姐为了给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在回答时故意垂下眼帘,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来。
“她时常举办午餐会,只要你别总是那么羞涩,随便奉承她几句,她就一定会邀请你去的。”
萝丝·沃特福德选择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她将生活视为可供其写小说的一个机会,将世人作为她小说的素材。要是那些拜读了她作品并且欣赏她才华的人曾大方地宴请过她,那么她也会不时地将他们请到自己家里款待一番。人们对作家的热情崇拜令她觉得可笑,她轻视这种行为,但是她又乐于拿出知名女作家的派头同他们应酬。
我被介绍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同她交谈了十来分钟。除了她的声音很好听以外,我没发现她有任何特别之处。她在威斯敏斯特有一套房产,房子正好面对尚未完工的大教堂。由于我的住所也在那一街区,因此觉得拉近了同她的距离。对于所有居住在泰晤士河与圣詹姆斯公园之间的人而言,陆海军商店无疑是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向我要了地址,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她午餐会的邀请。
我的应酬并不多,因此欣然接受了这次邀请。我去得有些迟了,因为我害怕到得过早,所以干脆围着大教堂走了三圈。等我进去以后,发现宾客们都已经到齐了。沃特福德小姐也在其中,在座的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维宁和乔治·罗德,和我一样都是作家。当时是早春时节,天气很好,大家都兴致勃勃,天南海北地谈着。沃特福德小姐在来之前很费了些踌躇,不知是该照她年轻时那样打扮得清淡雅致——身穿淡绿色的衣裙,手持一枝水仙花,还是展现出成熟女性的风姿——穿上高跟鞋和巴黎风格的女装。结果她在犹豫了好一阵之后,打扮得两种风格兼而有之,还戴了一顶新帽子。那顶帽子提高了她的兴致,我还从没听过她用那样犀利尖刻的语言议论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出格的言语是机智之魂,杰伊太太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她一直用比耳语高不了多少的声音发表高论,足以使雪白的桌布上也泛起玫瑰色的红晕。理查德·特维宁口若悬河地发表着谬论。至于乔治·罗德,他深知自己的妙语连珠早已为众人所知,不必再费力卖弄,所以他每次张开嘴的目的,只是往里面添送食物而已。斯特里克兰德太太虽然说得很少,但她有一项可爱的本领,那就是总能引领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展开议论;一旦出现冷场,她总能适时地说出一两句话,使谈话得以继续。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当时三十七岁,身材较高,体态丰满。她算不上漂亮,可是相貌很讨喜,这或许是她那双透着亲善的褐色明眸的功劳。她的肤色有点不太好,一头黑发精致地梳拢在脑后。她是三位女士里唯一没有施粉黛的,但是同她们比较起来,反而突显了她的淳朴和自然。
餐厅的布置很符合当时的潮流和品位,十分素雅。白色的护墙板很高,绿色的墙纸上悬挂的是被镶在精致黑框里的惠斯勒[1]的蚀刻画。绿色的窗帘笔直地高悬着,上面印有孔雀图案。地毯同样是绿色的,上面印着在绿荫中嬉闹追逐的白色小兔,使人很容易联想是受到威廉·莫里斯[2]的影响。壁炉架上摆放着白釉蓝彩陶器。当时的伦敦一定有五百家餐厅的装饰风格和这里完全一样,虽然典雅且充满艺术气息,但略显沉闷。
我是和沃特福德小姐一同离开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家的。由于当时天气宜人,加上她的新帽子令她情绪高涨,于是我们决定走路穿过圣詹姆斯公园。
“刚才的聚会很棒。”我说。
“菜肴让你觉得很可口,对不对?我告诉过她,要是她想让作家去她府上,让他们吃得好是最关键的。”
“你的建议太棒了,”我答道,“但是她为何要同作家来往?”
沃特福德小姐耸了耸肩。
“她认为作家很有趣,她想赶时髦。我认为她头脑简单,真是个可怜人,在她眼里,我们这些人都很了不起。无论如何,她喜欢款待我们,而我们对此也不反感。我就喜欢她这一点。”
如今回想起来,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可算是那些热爱追逐名人的人中最单纯的一个了。那些人从汉普斯特德的最上流圈子,一直搜寻到切恩街鄙陋破旧的画室,只为捕获他们的目标。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年轻时住在宁静的乡村,她所读到的那些来自穆迪图书馆的借书,除了带给她很多浪漫的故事,也为她灌输了关于伦敦这座大城市的罗曼史。她是真心热爱阅读(这在她的同类人中很罕见,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对于作家本人比对其作品更感兴趣,对于画家本人比对其画作更富于热情),她在自己脑中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自己置身其中,从那里所获得的自由是现实生活完全无法给予她的。在她和作家来往以后,她感到过去只是能隔着脚灯遥望的舞台,现在却能叫她站上去了。她眼看着这群人粉墨登场,仿佛她自己的生活圈子也被扩大了,因为她除了款待他们,居然还能到他们闭塞的幽居里进行拜访。这群人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令她觉得可以接受,但她丝毫也不想依照他们的规则去调整自己的生活。这群人的伦理标准是古怪的,正如同他们奇怪的衣着、荒诞不经的言论一样,都对她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却对她的人生态度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那么有没有一位斯特里克兰德先生?”我问。
“当然有。他在伦敦做事,应该是个证券经纪人,是个十分无趣的人。”
“他们夫妻感情好吗?”
“他们两个相敬如宾,要是你在他家里吃晚餐,你就能见到他。不过她很少请人用晚餐。他少言寡语,对文学和艺术完全不感兴趣。”
“为何可爱的女人总是同无趣的男人结婚呢?”
“因为有头脑的男人是不会同可爱的女人结婚的。”
我只得转移话题,因为我想不出反驳的话来,便开始打听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否有孩子。
“她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于是我们聊起了别的事情。
[1]杰姆斯·惠斯勒(1834-1903),美国蚀刻画家。
[2]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艺术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