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这样的场景,国家陷入危难之际,往往是“文主和,武主战”。
推敲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逻辑。文臣集团,主要是动嘴皮子、刷笔杆子,无论重臣还是奸臣,谁都没有亲手将敌国的孩子扔井里,就个人角度说,一个文人,谁当皇帝,自己能够产生的威胁都不大,就算你是文坛首领,写出来的檄文铿锵有力、妙笔生花,但“批判的武器”始终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还能用笔把对方戳死吗?
可是,武将集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是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玩命,不是你弄死我,就是我干掉你,咱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记仇的民族(妈的,小日子等着!),轻一点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重一点说,“百世之仇犹可报也”,当年永乐大帝朱棣要干蒙古人,思来想去找不到理由,干脆以汉高祖“白登之围”为借口,一杆子支出去两千年。在五代十国时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打成一锅粥了,谁还没几个仇人?所以,一旦国破,武将集团是最容易被清洗的,要么立马兑现,要么秋后算账。
所以,“文主和,武主战”几乎是一个定律,恰如南唐的御前会议上的情景。
卢郢官职小,胆子可不小,加上已经决定要豁出去了,立即反唇相讥道:“冯尚书,你贵为一品大员,何必一味为暴周张目,我倒要问问,你是何居心?”
“冯某人没有居心,只有一片忠心!为天下、为大唐、为国主,忠臣要尽量避战,卢大夫何必为了自己前途,急于求战?”
这句话可谓连挖苦带挖坑,潜台词就是,你卢郢嫌自己的官小,撺掇国家参与战争,自己好立功升迁。
果然,冯延鲁作为南都文管集团的首领,话说到这个份上,帮腔的自然不少。
礼部侍郎魏稳虎、仪曹郎中徐舰、太常博士范识宇等一众拥趸,纷纷跳出来指责卢郢。
礼部侍郎魏稳虎为首,他阴阳怪气地说道:“丙寅兄,为了自己前程,就要陷国主于危难境地,这可不是忠臣所为啊。”
仪曹郎中徐舰,紧跟着,火上浇油,说道:“是啊,丙寅兄,你我为官,应该以百姓福祉为首要,如今敌强我弱、百姓疲敝,怎能为一己私利,撺掇国主对大周开战。”
卢郢还未反击,有一个人听不下去了,就是南郡留守刺史柴克贞,此人城府深沉,喜欢左右逢源,轻易不与人结怨,可有一点,他与卢郢私交甚好,且是从四品的武将,自然觉得冯延鲁及其拥趸的话扎耳朵。
他没有搭理众人,冷声质问冯延鲁:“冯尚书,请问大驾,何谓忠臣主动避战?难道,北周犯我边境,就要敞开大门让他们进来烧杀掠夺?依阁下高见,我烈宗皇帝一生征战,岂不是毫无价值?”
冯延鲁没料到还有人敢怼自己,并且,柴克贞的话太过于犀利,如果坚持“避战论”,那就是否定了南唐的合法性,如果否认“避战论”,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一时间自己也想不到好的对答,目光快速向自己身边扫了一下。
立即,一人出班,厉声说道:“柴刺史,尔等欲比烈宗皇帝功绩吗?哼,大言不惭,只知纸上谈兵,莫非要毁掉我大唐社稷!”
众人看去,原来是南都副枢密使魏国忠,他是南唐五鬼之一魏岑的侄子,能够坐上当今的位置,也全靠冯延鲁了,这种时候,自然是要跳出来表忠心的。魏国忠别的没学会,“扣帽子”的精髓倒是掌握了,而且他攻击的不是一个人,用“尔等”指明了全部主战派。
柴克贞是名将之后,他父亲是柴再用(柴存),历经杨吴及南唐政权,是“四朝元老”,兄长柴克宏也是南唐大将,自己更是一刀一剑砍杀出来的,因此,虽然官职较低,可对魏国忠这样的人,根本就看不起。
所以,一看是魏国忠出来说话,把头转过去,压根就没搭理。
魏国忠正洋洋得意,旁边一人冷冷地说道:“魏国忠,你说谁只会纸上谈兵,包括我吗?你再说一遍!”
直呼古人姓名,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更何况是在金殿之上,魏国忠很不高兴,可一转头看见那人,立即闭嘴了。
周围的若干文臣,听到这样冷漠的声音,也感到浑身不舒服,看清楚那人是李延邹之后,也很默契的闭嘴了。
李延邹,字正清,洪州人士,时任南都供备库副职武官,从三品,官职不高,没人敢惹,他有个响当当的外号——“李疯子”。
有多疯呢?昔日,后周第一次征伐南唐,进犯濠州之际,守城的将领是郭廷谓,坚守多日,见援兵始终不来,城中军力不满签认,郭廷谓就萌生了投降的意思。当时,李延邹担任的是参军,郭廷谓要求他写一份投降书,李延邹一听就火了,坚持“城在人在,城亡人亡”,绝不投降!郭廷谓恼羞成怒,拔出宝剑进行威胁,李延邹趁机夺过来,一剑削掉对方头颅,立即招呼剩下军士,将郭廷谓的亲信都绑了,连同尸体一同送到城墙上,当着周军的面,一剑一剑砍成碎块,扔到城外,这还不算,最后抱着郭廷谓的脑袋一顿猛啃,对着手下人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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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的肉真不好吃!”
城外的周军,看着城墙上一个文人打扮的人,耐心的切肉,抱着守将的脑袋大快朵颐,胆都吓破了。
就这样,李延邹率领手下不满千人的队伍,硬是挺到了援军到来。完全有理由怀疑,他手下的人不是感受到了勇气,而是感受到了恐惧。
面对这样一个“李疯子”,谁也不想跟他结怨,谁知道他哪天馋了,想啃人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