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邵丽《金枝》
这一次,邵丽借《金枝》,再次写到了“父亲”。书写父辈的罪与罚,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父与子的冲突是情节的主线,在父亲支配和命名的世界里,儿子通过抵抗完成权力关系的重构,并对世界进行新的命名。这其中隐含着现代性或者说文明进化论的主题,虽然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所谓的进化其实大值得怀疑。现在,在邵丽笔下,罪与罚的陈陈相因被悄然地置换成恩与怨的冤冤相报,进化论至少不再是最重要的主题,它只是历史决定论的模糊背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冲突会有所削减。当幕布拉开,恩与怨中的世情百态,日常伦理中的无奈无助无辜,简直称得上扯不断理还乱,离愁万种。
你可以直观辨认出小说的叙述人周语同与作者有着近似的经历、类似的气质、相似的感受,这使得小说几乎成为一种自白,一种被公开的隐秘倾诉。在小说的上部,作者仿佛是要对家族史做出挣脱式的了断,而在小说的下部,第三代人无意中又重复了祖辈的经历,似乎预示着不同的阶层将再次形成。当然,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它并不是通过祖辈的革命途径来完成这种变化。应当承认,小说的上部写得相当真切,作者一吐为快,叙述的跳跃和两条线的切换称得上紊而不乱,急管繁弦,嘈嘈切切,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故事的功力,读者可以由此轻易地进入叙述人所设置的叙事轨道,并对周语同的处境一洒同情之泪。不过,敏感的读者实际上有理由提出一个疑问:这是不是叙事人享有特殊权力所致。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对作者并不是没有构成困扰,在小说第二节的讲述中,我几乎相信作者要通过另一个视角,对叙述人所构筑的情感指向做出校正。但是随后,强烈的自我倾诉淹没了这个空间。有意味的是,邵丽在这里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在小说的下部,在一个日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里,邵丽诚恳、客观的描述使小说获得了新的能量,人物的命运溢出了上部所预示的叙事逻辑。我的意思是说,当第三代人无意中有可能出现阶级分化,有可能重复祖辈的道路,上部中出现的底层人物拥有了上升通道的时候,对生活逻辑的客观呈现使小说具有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换句话说,在叙事学的意义上,小说的下部对上部进行了纠正,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意味悄然出现了。对于《金枝》这部小说来说,这显然是极为必要的。对于邵丽本人而言,这或许显示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在小说中完成自我倾诉和自我反省的融合。
以家族伦理关系来结构故事,以亲情的演变为支点,来展示历史与时代之变,无疑是中国作家的一种相对便利方式,这当然可以看成儒家文化传统和丰富的农耕经验给中国叙事的馈赠。当伦理和亲情遭遇到革命的暴风骤雨,戏剧性的命运便降落到每个人头上。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习惯的作家,会从中分离出不同的主题,做出不同的表达。邵丽多年来所积累的叙事经验,使她可以深入日常生活的内部,深入伦理关系的褶皱之中,更多地以“非历史化”的方式展开叙事。在邵丽的笔下,父辈是在懵懂状态中受到了革命浪潮的裹挟,而子孙辈则在世俗化浪潮中随波逐流。处于先进的阶级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先进分子,拥有强烈的个性并不意味着你就有真正的个人意志。在这个意义上,邵丽笔下的人物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无法忽视的人间烟火,这烟火中的坚持与放弃、守护和背离,本来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耳闻目睹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