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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前文所述，基于“人情”和“血缘”关系，《金枝（全本）》里“一个家庭的两个阶级，城市和乡村的两种阶级”，最终实现了家族所期盼的和解。这也难怪，和解，自然是所有小说的理想结局。当然，曾经积蓄的怨怼与恨意，其消失的过程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顺遂。这一点恰如作者所说的，“即使后来所谓的理解、放下和宽容，也难免不会有终于雪耻的痛快。这就使原本高尚的情感，变得面目可疑”。更为透彻的心灵剖析，早已体现在邵丽这篇题为《我的父亲母亲》的创作谈之中：

家族矛盾在“我”这一代持续酝酿，最后达到高潮。以“我”的视角看来，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伤害，经由岁月的蒸馏和记忆的过滤，在心中反复酝酿，早已以一种平稳沉静的方式改变了它们原本的面目。这恰恰才是我最纠结的心理矛盾之所在，很难以简单的悲剧二字来定义。而真正的原谅、诚恳的和解，在作品中却迟迟未到。也许“我”只是想以公开寻求某种公正，而不是真正的原谅和救赎。毕竟认真说来，爱与恨是情感的两个极端，一切贪嗔痴慢疑皆在其中，游离转化变幻万千，一时的亲情冲动就握手言和，难免显得草率。生与死则是生命的两个极端，人生短暂，云烟过眼，时间最是残酷也最是公平。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

在此，邵丽其实超越了略显狭隘的家族，在更高的意义上强调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抛却家庭和个人的情感，我觉得唯一不应该遗忘的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沉浮，那种走投无路的悲怆和艰难，才最值得一大哭。”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因此对小说而言，重要的其实不是以亲情的名义去强行和解，一味强调所谓的放下和宽容，而是客观地呈现家族中每一个人的艰难与不易，以共情的方式去理解每一个个体，聆听他们的情感和歌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冲决“我”的渺小和独断。

这便不得不谈到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金枝（全本）》对第一人称的选择，并非出于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偏好，而是基于视角的考量。小说以“我”——周语同的口吻展开叙述，从父亲之死开始写起，叙述七十六岁的周启明的去世，由此引出这个家族的复杂面貌。在此，“我”的引入，显然制造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观察视角。这一点如研究者所分析的，“这种内聚型的最大特点是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28页。。这种“内聚型”视角虽视野有限，但小说强烈的代入感，使其携带的情感亲切动人。这种亲切感之中，显然包含着作者的自我情感投射：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周语同隐约有着邵丽本人的情感痕迹，由此作家得以打开自我倾诉的闸门，获得一次坦诚向内、省思自我的叙事契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人称为“杜鹃泣血之作”。

然而有趣的是，从小说上部紧接着的第二部分开始，故事跳出了“我”的限制，以穗子为叙事起点回溯六十年前的婚礼，由此开启了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依次叙述小说里所涉及的家族各色人物。读者原本以为，小说会以多重第一人称的实验性方式，制造关于家族往事的“罗生门式”的历史之谜。然而，小说并非如此，而是以第三人称叙事为主，间或夹杂着与“我”（周语同）感同身受的情感细节，通过叙事的多重聚焦，以多焦点多角度的叙事铺陈，让不同人物在事件细节的反复讲述中彼此照亮，从而打破自我与世界的界限。这不仅让整个历史、让家族的往事更加清晰，这种彼此照见的“互文性”，也是冲决“我”的独断性，促进历史和解的关键环节。

相较于出版于2021年的《金枝》初版本，最近的《金枝（全本）》在叙事的多重聚焦上贯彻得更加彻底。从后者来看，这不仅是版本的不同，而是一个全新的作品。在“全本”中，除了个别字句的改写、扩写与重写（比如几乎将所有的间接引语都改成了直接引语）之外，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人物聚焦点的显著增加。相较于《金枝》初版本，“全本”在上、下部分之间增加了中部，即以周拴妮、穗子和周庆凡等人物为聚焦点的重要叙事段落。或者更具体地说，补全了之前隐而不彰的以周拴妮为中心的乡村生活部分，而这些，原本是在“我”的叙事视野之外的。事实上，在这一部分中，小说几乎把上部里发生的故事从不同角度重新讲述了一遍。比如，周启明来信打离婚的段落，便从穗子的视角详尽地呈现了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穗子的情感变化更为细致。在整个中部之中，“我”此生最大的对手周拴妮的成长轨迹也体现得更加翔实。这对于占据话语主导地位的“我”的视角，显然构成了一种反拨和挑战。

因此，相对于“我”的独断来说，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敞开方式，有利于打开家族内部历史的多维空间。因为在《金枝》的初版本中，如邵丽自己所言的，“我”的心灵深处“也未必不是以维护家庭、拒绝闯入者的方式，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邵丽：《我的父亲母亲——〈金枝〉创作谈》，《收获》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4日。。倘若初版中的“我”还是过分强调自己的存在和力量，过分“自我”的话，那么随着“全本”中穗子和拴妮子的故事的全面展开，于“我”而言，也更充分地获得了一次人物共情的契机。毕竟，共情的由来恰恰在于对生活侧面的充分展示。充分的展现，进而获得理解与认同，这不正是共情机制所发生的核心环节吗？

比如在这部分中，有一段穗子给死去的莲二婶哭坟的段落，小说在此既是对穗子一生悲苦的同情式的表述，也是对偶然听到的女婿刘复来的情感教育。“倒插门”的刘复来，原本并没放弃通过高考进城，去实践与过往恋人的约定，然而当他无意间偷听到穗子一生的秘密时，他被她曾经的煎熬深深震动了，一时间不禁感慨，自己曾经的那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这种由对他者故事的重新获悉而实现的思想转变，恰恰是“我”的叙事无法呈现的隐秘侧面。同样，面对刘复来，更充分的展现出现在周雁来的文章《刘复来》中。这篇借人物之口叙述的段落，某种程度上便是对此前一直被忽略的刘复来的人物聚焦。由此得以交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包括他那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忍与不堪，他被扼杀的理想和被斩断的情思。知晓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理解他的艰难与不易，也是为了制造我们与他共情的某种契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最后“我”的释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我”母亲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而“我”和拴妮子不也是一样吗？“我虚张声势的强大，她无所畏惧的坚韧。她不屈不挠地跋涉，我无可奈何地退让。一个父亲衍生出的两个家庭，高低贵贱，谁胜谁负，最终的成败又有多少意义呢？”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33页。对啊，谁不是一辈子啊！在那漫长的时间里，被如石磨一般的忧愁沉沉压住？所有的人都在执守自己的妄念，耗尽短暂的一生。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梦到金子，那火苗一样闪闪发光的金子？“金子真的会跑，它活泼泼地跳跃着与我周旋。”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133页。

消解恨意，实现理解和沟通，肯定个体的价值，最终落实到亲情与爱，这是邵丽执着表达的重点所在。“这世上，人心隔肚皮，每个人都有倒不出的苦水，每个人的腔子里又包藏着多少不肯示人的秘密。”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307页。亲情和血缘只是一个方面，充分理解之后的共情，才是人与人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更朴素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小说里的林树苗所说的，“家族的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每一个人，都没辜负这一生”。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416页。因此在邵丽这里，不仅仅是要跳出“我”的视野，去全面认识家族里的每一个人，从而实现最后的宽容与和解，更重要的是，每一位个体的价值都应该得到最后的肯定，这才是家族和解之外最大的意义所在，而后者不仅仅关乎家族以及狭隘的亲情伦理，更关乎着自我与世界、自我和他者这一更普遍的伦理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金枝（全本）》所论及的和解，就不仅仅涉及家族成员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也包含了试图跨越城乡界限，在不同阶级之间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感。此外，和解的最大意义在于，从自我出发，去倾听他者的声音，实现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理解，这也是小说超越了家族叙事局限的重要意义所在。是的，正是这样，小说里的人物，“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