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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2页）

我只知道赵剑的老婆姓宋，叫啥名不记得了。不到4o岁的年纪，是个颇有几分姿色，行事泼辣霸气的女人。别看赵剑在大队吆三喝四，人五人六的，回家见了老婆就“鼠眯”。听到赵剑老婆在院里这一通恶骂，母亲和我与久章都不约而同地趴着窗台向外看去。这时，只见一个人影从院中大榆树上掉了下来，随后就听见传来“妈呀妈呀”嘶心裂肺般的俺家老五的哭叫声……

当我们一起从屋内跑到大榆树下的时候，只见老五正在地上抱着腿疼得满地打滚。看到老五摔成这般模样，赵剑老婆一看惹了祸赶忙跟我母亲假惺惺地赔着不是说：

“老嫂子，你别生气！俺以为是外头谁家的野孩子来够榆叶钱，真没想到是你家老五哇！”

此时，也不知是汗流面颊，还是泪洒衣衫，老五衣服的前大襟竟湿了一大片。身子倒是立起来了，但只能单腿蹦。直到这时母亲才预感到老五的左腿可能是真的摔断了。见此情景，母亲吩咐我赶紧去大队部通知继父找人套车去医院。

大约1o分钟后，继父和赵剑一起赶了回来。不大一会儿，由腰杭三队我同学沈洪昌的父亲赶着一辆二马车来到了赵剑家。于是我和继父等把老五抬上车迅朝莫莫格卫生院跑去……

在此过程中，我曾一度对赵剑心存两个不满：一是赵剑明知老婆吼骂是导致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主要原因，但他却佯装不知，扁屁未放；二是赵剑本应主动提出随车前往莫莫格并承担医疗费，但他却故作傻态，漠然处之。此事若放在今天，试问他赵剑还敢如此不负责任吗？由此可见，是当时的人为政治情势无形中把某些人的人性变得丑陋不堪了。

第二件是“俺家老六在学校随口一句妄言竟被无限上纲的事。”那是1971年1o月上旬的一天，正在腰杭小学二年级读书的老六久章，不知为何竟口出妄言说了“林彪是毛主席的儿子”一句话而在腰杭学校引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林彪叛逃事件刚生不久，人们“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根弦都崩得老紧了。稍有蛛丝马迹或风吹草动，大伙就会风声鹤唳，如临大敌。

此事若放在今天，一个口无遮拦，不谙世事的小学二年级学生随口这么一说，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但那时却被看成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被某位“有心人”无限上纲汇报给了大队长王景山。当时王景山因嫉妒我继父跟张君书记走得近正苦于找不到整我继父的理由，所以他才故意拿这件事借题挥做起了文章。对于这件事，他给出的理解是：陈久章虽是个不懂政治的小孩，但不代表他身后的大人不懂。林彪叛逃刚摔死在温都尔汗，孩子为啥就能说出这种话？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随后，学校抓住这件事开始在学校掀起了谩骂、孤立久章的风潮。弄得老六久章整日哭哭啼啼，甚至连学都不想上了。当时继父和张君书记正在长春出差办事。万般无奈之下，母亲让我给在长春的张书记和继父了一封电报，请求张书记救救孩子。此事后经张书记干预，最后终得圆满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得以纠正。这一事例再一次证明，腰杭乃人打着阶级斗争晃子，干欺生排外这类恶事要远比苏可人更胜一筹。

其二，由苏可迁居腰杭致使我家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自劳改农场十分场划归省属农场后，新更名的“东方红国营农场”仍是拥有5ooo职工的省属最大谷物农场。从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有自成体系的“农场精神”、“农场理念”和“农场文化”；从物质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职工人人都有国企职工身份，月月拿工资，过着旱涝保收，衣食无忧的生活。仅凭这两大优势，即足可让周边农村人眼馋得犹如“水中望月”一般。在周围农村人眼里，农场人的身价是绝对高人一等的。

当时农村姑娘都从内心渴望到农场找对象结婚。因此缘故，一些颜值不错的姑娘只要能进农场她们宁愿自降身价也在所不惜。例如，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三女儿嫁与苏可许言信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为这桩婚姻作媒的是我的母亲。退一步说，假如许言信不是农场职工，那么他就是给张三姑娘过再多的彩礼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正因为许言信有着让张三姑娘羡慕不已的国企职工身份，所以他才轻松抱得美人归。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变为腰杭“农村人”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197o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或简易的“油捻灯”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出“呻吟之声”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妈个巴子的！你要是再他妈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头去！”

我的母亲一向是特护孩子的。她的“底线”是我的孩子你咋骂都行，但就是不能打。只要动手我就拼命。面对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挺着微有显怀的身子走到继父跟前，一把抓起饭桌上的玻璃酒壶狠狠地摔到地上。见此情景，脾气火爆的继父也不甘示弱。只见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亲“啪啪”地给了两撇子。此时久章没在屋里，我一看母亲吃了亏，猛地扑到继父后背上，用手死死扳住他的右胳膊使其无法挥手揍我妈。这时老五不知怎么弄的也从炕上滚掉了地上捧着带夹板的伤腿在那哭。

大约僵持了一分钟，气急败坏的继父总算冷静下来。但母亲仍旧不依不饶地躺在地上撒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继父说非要把怀着的孩子打掉……

甭管母亲说的是真是假，这一招儿还真把继父给震乎住了。只见他从地上站起身先把老五给抱上了炕，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来扶我母亲了。但见母亲把他的手使劲一扒拉，随之骂了一句：“你可快给我滚犊子吧！”

这场突的矛盾由于冲突双方的努力克制，转瞬之间就风平浪静了……

时至今天，我的母亲已因病去世整整35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她慈爱的音容笑貌和平凡而又伟大的身影却犹如一座丰碑永远耸立在我的心间。

她没有读过一天书，可怜得连自己“杨素琴”三个字都不会写，但她虑事却总能居高望远，甚至能让毕业于“伪满国高”的王彩萍（母亲理店同事）望尘莫及：

先，她能够做到不管自己吃多少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必须让孩子有书读。

其次，她能够做到“先孩子之忧而忧”。为了孩子她可以豁出一切，割舍一切，放弃一切。例如，1979年当我家时处“吃糠咽菜”的低谷时期，一位领导出于好心给我母亲介绍了一位名叫刘清水的抗美援朝“老荣军”，且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我的母亲为了实现把3个孩子“带回江城市”的最高理想还是断然放弃了这桩婚事。之后的事实证明，正由于母亲的断然放弃才有了198o年1o月的举家“返城”和本人18年后的“故里东归”。

再次，是能以“人智慧”化解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人生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面对媒妁纷至沓来给一个本不想纳亲的人争当“月老”时也就变成了“灾难”。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吧！那时的我也就虚岁刚满2o，但却以“情商高、会处事、文笔口才出众”闻名十里八乡。就为这，一些颇有胆识的女孩都把争取母亲“肯”做为主攻目标。她们有的亲自登门“毛遂荐婚”，有的通过“媒妁之言”搭建鹊桥。一时间，我家的“门坎”反倒被纷至沓来的“媒人”给踩平了。不瞒大家说，当时这种情况简直把我妈都愁“蒙”了。为了摆脱“媒妁之围”，聪明的母亲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分置策略”。即将上门求亲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有背景关系较近不便得罪的尽力予以“婉言谢绝”；一类是关系普通无妨大碍的则一律以“返吉为由”予以“当面谢绝”。正由于母亲以人智慧和理性做法正确处置了上述问题，终使我家在未伤及大多数求亲者自尊心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媒妁之围”。

自打我家从苏可搬到腰杭乃那疙瘩，继父便被直接编入了腰杭大队第二生产队。时任政治队长郭福，4o多岁的年纪，长得慈眉善目，办事沉稳老道，颇有章法。生产队长名叫沈玉堂，5o左右岁的“老庄稼把式”，说话瓮声瓮气，一看就是个“很压茬”的主儿。全队有31户人家共72个整劳力。大家伙每天上工收工都由生产队长沈玉堂负责召集。队部在屯子中央广场旁边有个专门的大院，正对大院门口有一眼安有“辘轳把”的水井。在大院门口的旗杆上还吊着一个“铁犁铧”。每逢队里开早会、周三政治学日或召集社员集体出工会有专人敲响犁铧及时出“召集令”。自打来到腰杭乃后，我继父自然就成了这个政治生产集体的一员。每周至少要参加劳动满三天，非极特殊情况不允许请假或由家人代工。

记得刚下放腰杭乃那会儿，正赶上队里分配继父与另外一个叫“黄六子”的“屯痞”一起跟车往地里送粪。当时继父已经56岁了，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一坐车就“颠当颠当”地爱迷糊。但毫无同情心的黄六子可不管那个，每次粪车一到地里，他就把膀一抱坐在车上抽烟让继父一个人往地垄沟扒粪。干得慢了偶尔他还会不干不净地“损”上几句。一次出工，继父因没来得及换下被母亲熨得“板板”的干部服就跑来跟车了。这下可捅炸了黄六子的“肺管子”，气得他竟当着很多人的面指着继父的鼻子骂道：

“于大头！你他妈了个巴子的，是不是觉得你还在吉林监狱当科长呢？瞧瞧你那德行！哪像个骑着地垄沟捡驴粪蛋子的农村大爷！”说罢还从车上抓起一把粪土扬到了继父的身上。

面对黄六子的当众羞辱，这要放在解放初期那会儿继父或许会按耐不住火气一枪崩了他。但转念一想自己眼下的身份于是又咽下了这口气。

可恶之人往往都是登鼻子上脸的。见继父“鼠眯”得连话茬儿都不敢搭，为进一步显摆自己“能耐”，这黄六子竟肆无忌殚地走到继父跟前还“啪”地抽了继父一个“脖溜儿”，并又随口骂了一句：“你个老不死的东西！”

然而，继父依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地站在马车旁楞怔地看着黄六子。只是心中燃烧的怒火顶得他脚跟好像有些飘……终于，他血流上涌，眼前一黑，“忽悠”一下栽倒在旁边的粪堆上……

这时，只见郭沈两位队长闻声从队部院里跑了过来。他俩一边安排马车把继父往村医陈国顺那里送，一边指着神色有些不安的黄六子就是一顿怒骂。黄六子自知理亏，故也低着头部长有“脓疮”的脑袋没敢和两位队长再掰扯什么。

继父被拉到村卫生所后，经陈国顺一量血压，方知高压已达21o。多亏陈国顺施救及时，否则老命休矣！打这以后，郭福队长再也没有给继父安排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充分体现了一位政治队长对下放老干部理应给予的仁爱礼遇。

做为一个下放家庭，自打我家来到腰杭以后许多生活上的问题仍需身为一家之主的继父带着我们小哥仨一并克服解决。为此，他老人家在高血压病情显见好转后又带着我们6续干了“三个大活”：

第一个大活是“坐水种自留地”。继我家落户腰杭第二生产队后，队里给我家分了二亩自留地用于种粮种菜丰富歺桌供给。记得那是个“芒种好耕田”的一天，继父带领全家人携带各种“家什”去“坐水种地”了。“北大荒”的春天十年九旱。由于墒情不好，不坐水种地就很难抓到“全苗”。故要获得好收成就必须把“坐水抓全苗”摆上春耕第一位。在种地过程中，继父对一家5口人作了如下劳动分工：即由他跟我负责豁垄、刨埯；老五老六端锹上粪；接着4人担水抬水灌埯；最后由母亲点种、踢土埋埯、踩埂。经过两天的紧张劳动，我们一家人不仅收获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而且还解决了冬贮土豆、大萝卜、大白菜等今冬明春所吃蔬菜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