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天真》展现了布格罗典型的矫饰风格,在《四签名》里由塞笛厄斯·肖尔托收藏
前三个故事都由贝尔的推理技巧拉开序幕,推理的对象是华生或是委托人。在第五个和第七个故事开头也是如此。福尔摩斯又通过观察知道人们因为乘马车把衣服溅脏,然后这个推理
的习惯就暂时没有出现了。这样的描述已经达到目的了,新读者已经知道福尔摩斯观察和推理能力超群了。在人们对这个习惯厌烦之前就要将其束之高阁。
“演绎法”也不总是必要的,并不是每个故事都要福尔摩斯找出凶手,还原案情;在一个故事里,他只需要追查到艾琳·艾德勒的下落,拿回她用来威胁波西米亚国王的照片;玛丽·弗格森小姐、罗伯特·圣西蒙勋爵和内维尔·圣克莱尔夫人的案件只是寻人,虽然圣克莱尔夫人的案子暗藏猫腻;杰贝兹·威尔逊先生想弄清为什么他的美差不翼而飞,维奥莱特·亨特小姐想知道向她求婚的人可不可以托付终身。案件中还出现了死亡威胁或是谋杀未遂,例如《斑点带子》和《工程师大拇指案》,在《五个橘核》里死亡威胁最终成真了,但只有《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是显而易见的谋杀案。
福尔摩斯的探案方法很少依赖观察和推理,他对于犯罪史的稔熟至关重要,所以能够从《身份案》中相似的犯罪模式,知道《红发会》里的著名犯罪头目。工程师失去了大拇指,是威尔基·柯林斯#pageNote#17笔下恐怖故事的重演。福尔摩斯“探查”到的只有犯罪现场,而百科全书记载的三K党的信息,帮助破解了《五个橘核》一案。在博斯科姆比溪谷,福尔摩斯幸运地做了个大胆的猜测,他推断一个澳大利亚人临死
说的“拉特”是“巴拉腊特#pageNote#18”一词的结尾。
福尔摩斯的冒险中有两次与贵族有关:波西米亚国王无疑是其一,《绿玉王冠案》中也有类似暗示。在面对国王与艾琳·艾德勒的风流韵事,或者罗伯特·圣西蒙勋爵与舞女弗洛拉·米勒的“亲密关系”时,福尔摩斯、华生和柯南·道尔并没有像常人一样吃惊。他们表现得体,既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假道学。在这两个案件中,福尔摩斯都更偏向女士,而非那些为了体面的婚姻与她们分手的男士。奥斯卡·王尔德塑造了受困于绯闻的温德米尔夫人,也创作了“无足轻重的女人”,这让人很难相信这两个角色诞生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环境。
福尔摩斯捕获了一个职业的二人偷盗团伙,但没抓住制作假币的团伙;他揭露了两个男人阻止富有的继女结婚的阴谋,还有一人甚至要杀死继女来达到目的;他追踪过两个业余珠宝小偷,还造访过东区的鸦片馆。这些冒险故事丰富多彩,场景繁多,给系列故事增添了魅力。
三个案件将福尔摩斯的神思带到了法度缺失的国度:约翰·特纳在英国杀人,因为他当年曾是“巴拉腊特黑杰克”的强盗;奥彭肖家族被追杀,因为伊莱亚斯·奥彭肖上校以前在美国曾经加入过三K党,脱离后反过来敲诈组织;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将管家打死后,从印度带回了一只狒
狒和一只猎豹,任它们在花园里游荡;另外还有一条沼泽蝰蛇——可以助他除掉碍事的继女。
1892年《冒险史》第一次出版成书
柯南·道尔一些可笑的错误虽然没有被之前的书迷发现,但在今天看来确实十分有趣。印度根本就没有狒狒。柯南·道尔杜撰了沼泽蝰蛇这种动物也没关系,但他不顾蛇类根本就不喜欢喝牛奶这一习性,在他笔下,莱罗兹医生用一碟牛奶作为奖励,训练宠物蛇听从他口哨的召唤,这简直太荒诞了。红宝石是一种被特殊切割的石头,通常是石榴石,而非柯南·道尔想象中的水晶般的宝石。而《红发会》里八个星期的时间从“去年秋天”的4月27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9日。
柯南·道尔也不是“语言大师”。他在关于波西米亚(此处指旧捷克公国)国王的故事里混淆了福尔摩斯的“波西米亚之魂”,这里的波西米亚是指吉普赛式的,就像“另类社会”中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福尔摩斯回忆录》
1892年12月到1893年12月之间,第13期《海滨杂志》刊登了除《硬纸盒子》外全部《福尔摩斯回忆录》的故事。柯南·道尔已经厌倦了自己创造的这个人物,便在《最后一案》里草率地让他葬身水底。但柯南·道尔用回忆录的11个故事奠定了福尔摩斯不朽的美名。他让这个角色在英美人的脑海
中深深扎根长达百年,甚至还会更久。他几乎令侦探小说臻于完美,使其在之后60年中成为大众休闲阅读的首选。柯南·道尔就像个神奇的魔术师,他告诉观众魔术后面的关窍,但总是月复一月地骗过观众的眼睛,让他们惊叹不已。正如福尔摩斯对华生说过:
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推断出的结果,往往使旁人瞠目结舌,这是由于那些人忽略了作为推论基础的一些关键细节。我亲爱的朋友,你在写作品时故弄玄虚,故意留下一些细节,不透露给读者,这当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了。#pageNote#19
柯南·道尔在神秘之上又蒙上了一层面纱。他总是让福尔摩斯对华生隐瞒一些信息,所以华生不仅无法告知我们这些内容,还会像我们一样叹服和崇拜。类似这样的手段确实花哨,福尔摩斯基本的“侦查法”就是仔细查看车轮痕迹和脚印,他在把结局精心设计好之前常常是不会吐露只字片语的。
然而回忆录的两个故事写出了很完整的侦探故事套路,柯南·道尔显得公平了很多。在《银色马》里,柯南·道尔提到马蹄印分布在两个方向,证明西拉斯·布朗改主意了,没有把马牵回它自己的马厩。还写到了小马倌的晚餐吃了咖喱,驯马师手中拿着一把不适用于防身的手术刀,还运用了福尔摩斯标志性的横向思维法:狗在晚上没有叫,也就是说没有陌生人闯入。
柯南·道尔在写作《赖盖特之谜》时,也把证据齐齐整整地亮在我们面前。证据包括:导致坎宁安家犯案的土地纠纷;入室行窃却没偷走值钱的东西,说明另有所图;坎宁安家的布局,使得照亮的房间能被行窃者看见;一张用两种笔迹书写的纸条。柯南·道尔由此引入了临摹笔迹的技术,这一技术经常被后来者使用,就像《海军协定》里的草绘地图一样。但在《赖盖特之谜》中,柯南·道尔忍不住让福尔摩斯拖到最后才告诉大家他采集到的重要证据:死者身上并没有黑色的粉末,说明他并不是在近处被枪击的;沟渠里没有鞋印,证明并没有坎宁安谎称的入侵者逃走。
《福尔摩斯回忆录》于1894年首次出版
奇怪的是,只有这两个故事是通过侦探技术破案的。更多的时候,只是用一点“夏洛克式”的推理解决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破解密码讯息和发信者,而这在《“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里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希腊语译员》中,索菲·克莱蒂特早在哥哥从雅典回来之前就已经在伦敦了。柯南·道尔感到了困难,构思谜题错综复杂的情节并提供合理的解释实非易事。即使作者从结局开始写,倒推出线索还是很困难。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有过同样的怨言,写侦探小说是苦差事,比写作人物和事件自然发展的小说艰难多了。
柯南·道尔处理困难的方式却是随意发挥。虽然传统的读者会攻击福尔摩斯后期的故事远配不上这个在莱辛巴赫瀑布牺牲的侦探,但《回忆录》才是福尔摩斯系列最弱的一部:看《黄面人》和《希腊译员》的时候,我们一旦了解角色后,案子就水落石出了;《“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有关叛乱的信息也再明显不过了;《马斯格雷夫婚礼》与爱伦·坡的《金甲虫》相形见绌。柯南·道尔的情节铺设技巧稚嫩,只能让人物一时脑袋发热,留下破绽或是隐瞒真相,给福尔摩斯制造可查之案。福尔摩斯冒险故事越来越无味,柯南·道尔可能决定放弃了。
为了打败福尔摩斯,柯南·道尔创造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犯罪界的拿破仑”。福尔摩斯兴奋地谈论着莫里亚蒂教授的才华和邪恶,但这两方面我们都没看到。莫里亚蒂被写成和福尔摩斯不分伯仲的角色,他跟踪华生到了维多利亚车站,但是去迟了,后来又假传有人需要华生医治,阻止他前往莱辛巴赫瀑布。他比不上《红发会》里的犯罪大师约翰·克莱,与那些传奇的描述并不相符。
但读者自然拒绝让福尔摩斯死去。他的背景随着故事的推进逐渐透露出来,甚是有趣、他去第欧根尼俱乐部找哥哥迈克罗夫特;他上过大学;还有将烟叶放进波斯拖鞋的癖好;把信件用匕首钉起来,客厅墙上
用子弹打出了VR字样。大家衷心希望这个角色在“最后一案”之后复活。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达特穆尔的传说催生了柯南·道尔的新鬼故事:这是他最喜欢写的故事类型。这个故事写得很妙,一只徘徊于达特穆尔的恶魔犬,让每个巴斯克维尔家族的人闻风丧胆。后来福尔摩斯发现,这只狗其实是被一个男人驯养的,并不是恶魔。很幸运,柯南·道尔尚未沉溺于唯灵论或者神智学,没有让福尔摩斯相信荒唐的学说,不像后来的查林杰教授一样相信鬼魂、食尸鬼和长腿的怪物。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插图,福尔摩斯和华生发现一个人瘫倒在地上
新的福尔摩斯“早先的”冒险故事来得出乎意料,可以看出柯南·道尔已经恢复了前三部书的水平。不像《海军协议》里那样徒劳地找寻一条红鲱鱼,还误称一些细节“重要”,破坏了这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的未知怪兽不像《驼背人》里的獴一般无关紧要。巴斯克维尔的诅咒并没有让这个家族的人像马斯格雷夫家族一样麻木不仁且昏聩愚蠢,后者一代又一代地重复着某种“仪式”,但对其中含义一无所知。冒险故事的开头,福尔摩斯对着委托人的手杖来了一套干脆利落的贝尔式推理炫技,而委托人是个医生,明显只是个不知道内情的旁观者。他介绍了诡谲
的古老凶杀谜案,让读者们运用之前跟福尔摩斯学到的观察脚印的方法,推测出查尔斯·巴斯克维尔爵士并没有踮着脚走路,而是狂奔。《海滨杂志》刊登的故事第一章节末尾,莫迪墨医生的话制造了全系列小说的最佳悬念:
福尔摩斯先生,是一只巨大的猎犬留下的爪印!
下一章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反派,他聪明地用假胡子乔装打扮自己。在发现自己暴露后,利用马车巧妙地脱身。他也许就是用报纸剪下来的字拼出恐吓信,企图吓走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的人。
从达特穆尔的猎犬岩望向海特岩
后面发生的伦敦故事也匪夷所思:为什么有人要偷走亨利爵士的一只靴子?为什么还从另一双靴子中又偷走一只?为什么第一只被偷走的靴子又好好地出现了?谜题的妙处就在于谜底揭晓时可看出它与案情的关联性,并不是无意义的巧合或是福尔摩斯用来博得华生和读者赞叹的无关把戏。知道这怪事背后的门道后,我们就知道这猎犬只不过是一条狗罢了,而不是魔鬼。这和《银色马》里面那只夜里不叫的狗如出一辙:抛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引导读者在福尔摩斯解释之前就推出结论。狄更斯、威尔基·柯林斯,即使是爱伦·坡或是加博里欧的作品里都没给出这样的线索——初期神神秘秘,然后变得显而易见。《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
里也未见这样的写法。提供恰当的线索始于短篇故事:《斑点带子》里有暗示,比如假的铃铛拉绳和通风口、用栓固定的床、口哨和一碟子牛奶。但因为柯南·道尔不了解蛇类相关知识,所以读者很难猜到凶手是一条蛇。《银色马》里的提示有所改善,虽然赛马人可能会觉得线索都因为柯南·道尔缺乏赛马常识而迷离不清。而《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的线索已经打磨至完美,丢失的靴子起到了三个作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在福尔摩斯解释其中奥秘后我们看到了线索和案情的关联,然后又令我们叹服,因为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福尔摩斯已理清其中根由。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福尔摩斯射杀凶狠的猎犬:“福尔摩斯将左轮手枪里的子弹尽数射向了这恶兽的胁腹。”
然而,即使精妙的推理让作为故事开头的伦敦场景更为精彩,柯南·道尔也不忘把都市的侦察行动与异域的历险故事形成鲜明对比。达特穆尔虽然位于英格兰,但柯南·道尔成功让此地笼罩上了凶险的迷雾。他写的荒野场景被后来的惊悚小说作者大量运用,逃犯也基本上成了以达特穆尔为背景的故事的必备要素。沼泽也被艺术加工成了像流沙一样的小说元素,并被达芙妮·杜穆里埃#pageNote#20沿用到了“博德明沼泽”#pageNote#21。而柯南·道尔也借鉴了康沃尔荒野的锡矿,这在德
文郡是没有的。柯南·道尔观察到荒野上有新石器时代的石碑和铁器时代的屋圈,于是就给其中一些石头添上屋顶,成了逃犯赛尔登和福尔摩斯的容身之所。实际上,在英格兰西部荒野上唯一存留下来的带屋顶的古代建筑是少数新石器时代的石圈,以及一些18世纪的牧羊人和采石工的小棚子。
福尔摩斯在荒野的流浪生活很艰苦。他派报信的男孩卡特莱特帮他送食物——吃食就是难以下咽的面包、罐头肉和桃子。他每天都从卡特莱特那里拿到干净的衣领,如果他只更换衣领,他讲究的外表居然还能吸引华生的注意,这就太出人意料了。尤其是福尔摩斯在藏身之处点篝火,加上一周没洗澡,应该浑身闻起来像个炭炉。但如果佩吉特的插图可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福尔摩斯把自己的晚礼服带去了德文郡,还在巴斯克维尔宅邸穿上了。即使他戴上了挺括的衬衫前襟,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波西米亚作风,在柔软的翻领下系上了领带。
现在,这些小错误都成了阅读过程中的别样乐趣。例如,柯南·道尔把巴斯克维尔庄园与塔维斯托克和普林斯顿之间的位置关系搞错了。柯南·道尔是个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时髦绅士,他赋予拉丁美女斯泰普顿夫人的浪漫文字也有不贴切之处。在阅读的时候留意他的神来之笔更好,比如“岩石上的人
”,起初将巴里摩尔当作嫌疑人紧追不舍,举止怪异的弗兰克兰也趣味横生。佩吉特画的猎犬像一头小母牛一般大,营造了黑暗和死亡的气氛。捕蝴蝶的斯泰普顿是个笑里藏刀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