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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4页）

抗日军政大学，是田方进入延安后的第一个人生驿站。但因为来到延安的人太多，没有多余的住处，田方等人只能到稍远的地方居住，去那里的分校学习。几个同学商量后决定，不到稍远的现成住处去，而是自己动手挖

几个新的窑洞。他们内心的秘密是，想离他们心中崇拜的毛泽东近一些。

挖好窑洞，自己建好住宅的田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四大队10队学习，后来又被调到五大队的参谋训练队，并参加大生产运动。令田方激动不已的是，当年10月，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一个热爱演艺事业的人而言，舞台就是他的战场。田方积极参加延安的各种话剧演出。1938年12月，反映西班牙受到法西斯侵略、蹂躏的话剧《到马德里去》在延安城内一座旧教堂里上演。一个满身青春活力，同时又不失幽默风趣的外国士兵一出场，就引发了大家的注意。朴实自然、丰满逼真的表演，令演员与角色真正做到了浑然一体。这就是田方在舞台上的魅力。正是这次表演，打动了台下一位名叫于蓝的姑娘的芳心。早在一年多以前，在电影《壮志凌云》里，于蓝就注意到了这个名叫田方的人，没想到，本可以在上海滩大展身手的大演员，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放弃了繁华，选择了贫困，放弃了西装与咖啡，选择了布衣和刀枪，也来到了延安。而且，他们都来到了抗大的五大队，田方在参谋训练队，于蓝在女生队。

1939年，根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军民开展起大生产运动。田方全身心地加入开荒种田的活动中，由

于表现突出，还荣获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甲等奖状。当年秋天，田方调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艺术指导科科长，田方的特长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后来这个艺术指导科改为实验剧团，田方任团长。而在这段时间里参演王滨导演的《日出》，则是田方在延安话剧舞台上的一次具有标志性的转折。

田方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话剧中，出演的一贯是朴实、忠厚的正面形象。然而在《日出》当中，他则化身为一个叫“黑三”的流氓头子，他的脸上长的全是横肉，眼睛露出的都是逼人的凶光，嗓子眼儿发出的声音沙哑恐怖。田方把一个反面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以至于“黑三”这个角色一度成了田方的代名词，甚至有人把田方和他创造的角色混为一谈。1940年冬天，在田方和于蓝结婚的前夕，一些好心的朋友听说了，担心地问于蓝：怎么，你要嫁给黑三？他可是个大流氓啊！

于蓝听在耳里，心里却觉得十分温暖和喜欢。正是田方入木三分的表演和满身洋溢的才华，征服了一个少女的心，成就了中国银幕上成就非凡的一对伉俪。

在延安期间，田方先后参演了《日出》《佃户》《中秋》《带枪的人》《我们的指挥所》《前线》等一批舞台剧，令民众受到艺术熏陶的同时，大家的斗志也得到了鼓舞。

“你知道拍照片的时

候，我坐在谁的身边吗？”1942年，田方参加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兴冲冲地回来，比手画脚地对于蓝说。

“谁啊？”于蓝睁大了眼睛。

“毛主席啊！别人都不好意思往前凑，我可是不顾了。我就是要坐在主席的身边。”田方兴奋地说着，描述着当时的场景。

田方的信仰是纯真的，这种纯真感染着于蓝，多年以后，于蓝在回忆的文章里专门提到了这段往事。

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1942年12月中旬，鲁艺成立了大型秧歌队，由院长周扬、政治部主任宋侃夫直接领导，田方任大队长。田方精神百倍地投入到秧歌运动之中，带领大家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上演广场小戏，搞起了推小车、跑旱船，还唱起了陕北民歌。

1943年1月1日，是秧歌队首次广场演出亮相的日子，结果一首《拥军花鼓》技惊四座，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随后，在田方的总策划下，秧歌队不仅跳起了大秧歌，还演起了秧歌剧。《赵富贵自新》《二流子变英雄》《挑花篮》《瞎子算命》《夫妻识字》……直至最后发展到大型歌剧《白毛女》。

一天，田方找到贺敬之和刘炽，提示他们可否把武腰鼓和文腰鼓结合，由贺敬之写词，刘炽作曲，创作一首表达胜利的腰鼓曲。多年以后，刘炽回忆道：“记得我们的《胜利腰鼓

》由贺敬之写词，我作曲、编舞和导演，这个创作任务就是田方发动我们创作的。我把延安一带的武腰鼓和米脂县文水寺的文腰鼓相结合，再加以舞蹈化、集体化，这些都是在田方提示和热情支持之下才得以创作出来的。首次演出是在延安南门外新市场，人山人海的观众把秧歌场子围得水泄不通……”

刘炽还记述了1943年冬天秧歌队到延安枣园，去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长拜年时表演腰鼓的情形：首长们兴奋地站起来，一面鼓掌一面笑着看我们的表演，这次也是和首场演出一样，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回到了桥儿沟（我们的住地），田方同志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看了这场演出，并对我们秧歌队进行了指示和鼓励。田方说：“朱总司令说，‘好！非常好！有排山倒海之势’。毛主席则说，‘这个腰鼓舞编得好！歌也写得好！唱得演得都很好！有我们中国人民的作风、中华民族的气魄’。”#pageNote#3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没过几天，田方的头上就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支部书记。只是这个支部书记的前面有一个区域的限定：东北。

这是田方生命中另一次重要的朝向！

1945年9月1日，天高云淡，延安城南门外的边区政府交际处大礼

堂人头攒动，东北干部团欢送会正在这里举行。周恩来给大家讲话，语言生动活泼，语声铿锵有力。在此之前，延安的党政军组织了挺进东北的干部团，下设12个中队，文学艺术干部在第8中队。这个中队是以鲁艺为主体组建的，文学、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众多专业人才皆在其中。队长是舒群，沙蒙为副队长，田方任支部书记，负责政工。

9月2日，呼吸着秋天清爽的气息，田方等人上路了。然而，走得越久，空气中炮火的味道越浓。他们渡过黄河，进入晋西北，又向南跨过同蒲路。一路上，田方沉着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在枪炮声中穿过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

两个月后的11月2日，迎着东北犀利的寒风，田方等人进入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沈阳城。其实在向东北行进的路上，田方听说了很多关于“满映”的消息，知道这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电影厂。因为对电影的天生的敏感，田方一直觉得应该迅速到长春去。他的这个想法与一路同来的舞美专家许珂不谋而合。来到沈阳后，他和许珂一起，立即向东北局首长提出，趁现在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占领长春，应该立即赴长春，接收“满映”的电影器材，为我所用。

东北局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由田方和许珂即刻出发到长春接管“满映”。令田方感到欣慰的是，东北

铁路网发达，从沈阳到长春不用步行，可以乘火车前往。然而，田方和许珂搭上北去的火车后，刚刚走了没多远，火车因为遇到不明的情况，停了下来。调查后得知，是火车司机担心有生命危险，偷偷下了车，不知去向。后来，车上的几个交通大学毕业的旅客，动员大家搬上来大量的木柴代替煤炭，才勉强把火车开到了长春。

根据在东北局得到的信息，田方和许珂找到长春地下党领导成员赵东黎。赵东黎告诉他们，在党组织的积极工作下，原“满映”员工张辛实、刘学尧等人已经推动厂内相关人员在10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张辛实任总经理。

张辛实等人是期待着共产党来接收的，但是，由于国民党也要接收“满映”，厂里分为亲共和亲蒋两个派别，双方的斗争很激烈。

田方和许珂商量后认为，此时凭借他们两人的力量，横空出世地代表共产党出来接管“满映”，条件还不成熟，不如换上便装，先进入厂里，以参加工作的身份了解情况，以待时机。于是，在赵东黎的介绍下，田方和许珂进厂与张辛实见了面，张辛实安排他们暂时在厂里工作。

进厂之前，田方就与许珂做了分工，田方负责接触、联络上层人物，许珂的工作重点是广泛团结下层员工。在此过程中，他们看准机会，把随身带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整顿党的作风》等材料送给厂里的员工，让他们增加对延安的了解、对共产党的了解。

就在田方和许珂积极推动工作的时候，占领东北的苏联红军做出了撤退的计划。国民党方面立即动手，以“盗卖机器”为名，于1945年11月30日突然把张辛实、许珂等9人逮捕。后来许珂说自己是从上海过来做生意的，才被放了出来，但张辛实等8人被关了7天。在此期间，田方第一时间找到中共长春市委的负责人，长春市委紧急找到苏联红军，苏联红军与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张辛实等8人最后才被放了出来。

此时，蒋介石派出的大批军队已经陆续抵达东北。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对东北做出了一个决定：让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占领广大农村。沈阳、长春等都是计划暂时放弃的城市。

长春的形势和寒风一样，凛冽刺骨，瞬息万变。1945年12月初，田方和许珂撤出了长春。又等待了一小段时间，因实在没有机会再返回长春，田方便启程回已经从沈阳迁到抚顺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复命，而许珂则因为工作需要，转到吉林市，留在了中共吉林市委工作。

不久，回到抚顺的田方与袁牧之等人会合了，一股接收“满映”的力量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

（四）奔向长春：中国电影的“北上”之路

1115年

，起兵反辽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式称帝，国号大金，定都会宁府，即今天的黑龙江阿城东南。阿城原名阿勒楚喀城。阿勒楚喀，女真语，意为“金子”，阿城即为“金城”。如今，它是哈尔滨的一个区。

1913年9月20日，秋凉把河水打扮得有些冷肃，天空比平时显得高远，淡淡的浮云闲散地飘着，偶有北雁南飞，惹得田间的儿童举目远眺。

就在这一天，阿城一个李姓的满族贫苦工人家庭，有一男婴呱呱坠地。祖上曾在山东青州清朝军队中当兵的李姓家族，有着良好的习武及读书的传统，颇有远见的父亲给孩子起名“李书堂”。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给小书堂讲民间传说故事，他总是瞪大了眼睛，听得十分入迷。这是李书堂人生中的第一堂“文学课”。

长大后，李书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舒群。“舒群在中国文坛的名望，远不止于——他是‘二萧’（萧军、萧红）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pageNote#4接收“满映”，接收后又成为第一任厂长，就是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的一个写照。而他“活动的天地”还远远不止于此。

在东北广大的城市和乡村，每当冬天来临，母亲会为子女们或买或手工缝制两套棉袄棉裤，一套薄的，一套厚的，平常穿薄的，数九寒冬穿厚的。穷一些的人家，则只

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