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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影人才的南下与西进（第1页）

三、电影人才的“南下”与“西进”

（一）支援并建立北京电影制片厂

1948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袁牧之、陈波儿、吴印咸、田方、钟敬之、罗光达等人先后来到东影的一间会议室。

坐定后，袁牧之告诉大家，刚刚接到了东北局宣传部转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级给东影布置了两个任务：一、汇报东影工作发展情况；二、征求对解放区和全国电影事业的意见。“今天开会，就是要集思广益，听听大家的想法，然后形成一份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袁牧之说，“我首先讲讲自己的意见。我觉得未来新中国电影事业应该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国营的电影体制，实行企业化管理……”

这是对明天的描绘，对未来的畅想。随着部队南征北战，颠沛流离多年的电影人，终于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酣畅淋漓地实现他们拍电影的梦想了。大家激动而饱含深情，根据经验体会和自己对电影事业的理解，富有智慧地充分表达着他们心中的电影未来。虽然他们此时的理想并不华丽，但确实有太多的想法需要表达，有太多的意见需要讲清，因此每个人都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晚上，袁牧之仍然沉浸在兴奋中，根本睡不着。他起身来到桌案前，奋笔疾书，按照大家白天的讨论意见，形成了一份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第二天，

他又把报告交给大家再次讨论。经过反复酝酿后，正式上报。

东影厂长袁牧之“关于中宣部电询东影工作概况及我个人对解放区及全国电影事业的意见”，这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性文件

把报告递交上去的袁牧之并没有停止思考，他想得更深、更细、更远。很快，中共中央宣传部针对东影的报告，在当年11月16日又发出了《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这个指示给了袁牧之新的启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形成了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第二份报告。报告集中说明了怎样对国民党的电影机构进行接收，将来的干部如何调配等问题。他还特别建议，对国民党官办电影业及旧有的电影机构的接收应该及早进行，从而防止与电影相关的资源受到损失。他清楚地记得这次上交报告的日子：1948年12月18日。

不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对电影工作的指示送达了兴山。核心的内容有如下几条：

一、平津不日即可能解放，北平有中电三厂、影片经理机关各一及影院七个要去接收，由东影派去干部在军管会指挥下工作，此项接收干部应立即前来；

二、战争只有一年即可根本打倒国民党，应不失时机地把摄影队派往各前线，争取拍好许多纪录片，并在华北就近制片以求迅速；

三、平津攻下后，电影事业的领导

机关应设北平，在中央宣传部管理下准备建立电影事业的统一领导机关，由牧之负责；

四、东影除完成本身计划外，要有必需的技术人员、药品、拷贝、底片，以补充石家庄电影厂，使其能自己摄制并洗印影片。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袁牧之立即开始着手安排。东影近年来花大力气培养的电影“种子”就是从这一时刻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的铿锵步伐，播撒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随后绽放花朵，果实缀满枝头。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影以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布局。

乍一看袁牧之的样子，儒雅、清瘦，甚至有几分弱不禁风，但是到了关键时候，他展现出的却是元帅一般既运筹帷幄、雷厉风行又沉着稳健的气度。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他立即排兵布阵，但他并没让大家一窝蜂似的南下，而是稳扎稳打，派“兵”的“令箭”顺序而出，工作井然有序。

1948年12月20日，袁牧之把刘德源、石益民、葛雷请到办公室，为他们带领的三个摄影队壮行。他告诉大家，进关后，拍摄素材可请部队领导协调当地有条件的电影制作机构，就地制片，不必再返回兴山；同时，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务必勇往直前，拿到最激动人心的画面！

在三人领命而去的第二个月，

1949年1月18日，袁牧之又派吴梦滨、韩秉信、郝玉生三个摄影队进关。仅仅过了6天，他再派陈一帆、韩克超、鲁明三个新闻摄影队向关内急行。

东影摄影队入关时在山海关车站上高呼“我们进关了！”

即便后来奉调赴北平，他仍然对后续的摄影队安排做出了布置和嘱咐。据统计，从辽沈战役开战到1949年4月，东影共分五批派出18个摄影队随军“杀”进山海关，占全厂32个摄影队的一半还多。后来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许多重大历史画面，均出自这些摄影队员之手。

袁牧之刚刚把左手的“令箭”交给摄影队，立即又将右手的“令箭”交给了东影秘书长田方。田方担负的使命更重，他要随军接收北平的电影机构。田方老成持重，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接收“满映”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工作能力，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意见与袁牧之完全一致，就让田方去北平接收。

接到直奔北平的命令是在1948年12月，此时的田方并没有在兴山，他还在长春准备着东影即将迁回的相关事宜。接到任务后，12月19日，田方准备妥当，带领东影的10个员工，从长春出发先行到达沈阳，找到相关部队，即随行直奔北平。

田方给时任东影厂长袁牧之、副厂

长吴印咸的信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的田方就在入城的队伍中。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田方从第二天开始就在北平军管会的帮助下，对在北平的电影机构、资材和人员进行接收。

此前的北平电影业，基本掌握在国民党政府的“中电三厂”及若干民营的电影机构手中。和平解放后，这些电影部门、资材没有一点损失，相关电影人员没有发生混乱。仅仅用了两周多的时间，田方等人就接收妥当。接管后，北平所有的电影机构、资材、人员由北平军管会管理。1949年4月，军管会将其正式转交给华北人民政府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就在当月的20日，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了，组织上决定，任命田方为第一任厂长。

令田方内心有底的是，就在他被正式宣布任命为厂长的前几天，他的“老东家”东影派出支援北平电影制片厂的41人队伍意气风发地到来了。此时东影的当家人已经从袁牧之换成了吴印咸。在1949年的3月24日，吴印咸接到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北平电影制片厂创建在即，急需相关人才，望东影速派人支援。吴印咸二话不说，立即做出安排。

支援北影的人涵盖了新闻片组、幻灯片组、音乐组以及录音科、洗印科、美工科、摄影科、秘书科，由钱筱璋带队于1949年4月1日离开兴山

，到达长春短暂停留后，4月4日启程入关。

为将北影建设得更加强大，1949年7月和9月，已经成立的中央电影局再次电告东影，分两批把东影照相科和音乐组共29人调往北影。

一时间，北影人欢马叫，一片发展的兴盛之景。正是曾经在东影工作的田方和这70名左右东影员工开启了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辉煌的未来。

不仅如此，东影派往关内随军拍摄的18个摄影队中的10个，为了更加有利于制片，并支持新的电影厂，未及返回东北便划转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1949年七八月间，又有近20名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调给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新闻纪录片的制作从东影开始转移到北影。随着不断壮大的新的事业的需要，1953年7月1日，这些人员又从北影划出，正式建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当年东影新闻片组的人员成为新影最基本的骨干。钱筱璋在刚刚成立的新影厂任副厂长，后于1956年开始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一直到1980年。

长影旧址博物馆洗印车间展区

（二）组建中央电影局

“我已经接到指示，要离开这里，以后我们常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故走前需要向厂内，及哈、长、沈各地老区干部谈一谈。我们已有了120多名关内来的、党培养了十几年的党员，比《水

浒传》的108将还多些，这是我们这一事业的本钱。”#pageNote#0

1949年2月初的兴山，一片隆冬的景色，雪白的沃野连接着起伏的远山。在东影的一间会议室里，由关内老党员干部参加的会议正在召开。袁牧之做了精心的准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即将离开兴山赴北平组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临行前，他要把工作做系统安排，同时也是对同志们的一种深情嘱托。

在革命乐观主义的工作旨趣中，与很多人不同的是，袁牧之总是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我们的事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新的面貌，见到成绩，获致胜利……我们不能仅从乐观方面来看，也要估计到在这局面下发生的危险，这是我离此前所感到不安的……我研究了一下，在这新局面下有三种危险的病：一种像鼠疫，一种像白喉，还有一种也许像霍乱。……在我离开前，想替同志们打三针预防针，希望不要有人病倒。我走后，希望留厂的同志继续领导防疫；但最好的方法是本着对党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自己时刻预防。”

袁牧之为三种危险的病开出的“三针”分别是：集中思想、反对经验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随后，他又向大家坦诚地表示，自己身上有不少缺点，比如，不会领导学习、性子急、脾气差，希望大家继续给予他中肯的批评和

建议，共同把事业做好。

袁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