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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安排一个外国情报人员和——”

“你不在莫斯科。”尤哈斯堵住了他的下半句话,“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上过1o1学校。但这不是个陷阱,菲利克,这里没人要求你叛国。”

“你肯定以为我绞尽脑汁想伤害你的祖国。”布兰登接着说,声音仍然很低,能轻易地被餐厅里的噪音盖过去,“这不是真的。我很欣赏苏联,时常希望伦敦也有莫斯科的行动力,但你也明白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残忍的决定——从没出过外勤的胖军官抽着雪茄坐在会议桌旁,随随便便决定这个要死,那个也要杀,而且理由是什么呢?写了一本书?对核弹表示怀疑?鼓掌不够大声?”他停下来打量彼得的脸,似乎感到满意,于是继续,“而你就是那个不得不干所有脏活的人。这不让你痛苦吗?你不是个残忍的人……我也许不了解你,但尤哈斯了解你。这就是我们可以合作的地方。我们这些在‘旷野’里的小小鸟儿——你们的行话是这么说的,对吗,‘旷野’?——推动不了什么大的改变,但要是你在合适的时机给我合适的信息,你和我可以阻止更多人成为铁幕的牺牲品,一点微小的、力所能及的善良,这就是我给你的提议。”

切尔诺夫教授的脸浮现在眼前,出乎彼得意料。他以为自己早就忘记这位倒霉的文学教授了,但看来科里亚叔叔是对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枪。彼得还是清楚记得切尔诺夫挺直脊梁,直直地看过来的眼神。他就这样直视着死亡,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斯拉夫人那样。他真的应该死吗?谁下的决定,为什么?彼得后来偷偷去读了切尔诺夫的诗歌,那些词句给彼得的感觉就像隔着玻璃看一个溺水的人,听不见呼救声,但大概可以猜出来,无能为力,但又不忍心移开目光,可能这就是作者的目的,人们必须见证痛苦,但也必须站在玻璃板后面,不许干扰这种痛苦。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彼得放下叉子,叉齿在桌布上留下了红色的污渍,“给我几天时间。”

“二十四小时。”布兰登立即回答,像是预测到了彼得会说什么,“明天这个时候,我会在隐蔽的地方观察苏联大使馆,如果你手里拿着一份《真理报》走出来,那我就离开,再也不会和你接触。假如你决定和我继续谈,那就拿着一份《世界报》走出来,到时我会给你下一步的指示。”

彼得点点头。

他其实不需要二十四小时。当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彼得不情愿地承认。这个决定说不定早就形成了,那个东德士兵跨越铁丝网的照片就像梣树种子,虽然埋在层层泥土和岩石下面,但一直没有死去,等着合适的气候破土而出。瓦西里会怎么说呢?

彼得翻了个身,对着墙壁蜷缩起来,他早就不再把破破烂烂的笔记本放在枕头边,那张美泉宫的明信片也已经烧了。他为什么要关心瓦西里怎么说?瓦西里根本不明白他在“旷野”里面对着什么,需要做什么,已经不能成为彼得的标杆了。等他下一次回国,瓦西里多半已经结婚,搬进分配给新婚夫妇的集体公寓里,过起“正常”的生活。他不禁猜测军情六处选布兰登当接头人是不是尤哈斯的主意,尤哈斯有没有给他们解释菲利克的弱点?提起当年在学校宿舍里意外撞见的小闹剧?要是瓦西里知道——可是瓦西里不会知道,他再也不能影响彼得了。

他在天亮前勉强睡着,立即就被闹钟吵醒,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早上。报纸放在门口的一个柜子里,《真理报》堆积如山,因为没人想看。《世界报》只剩下两份了,彼得在柜子前面站了一小会儿,拿起《世界报》,特意让大标题向外,夹在腋下,走出了大使馆。

第19章

五点半了。挂在会议室大门上方的钟告诉瓦西里。他留意到坐在对面的军官也在看钟,对方也觉察了他的目光,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移开视线。通风管轰轰作响,抽出这个地下室里滞闷的空气。这场会议没有一点要结束的意思,而且已经停滞好一段时间了,因为通风管的缘故,瓦西里现在才留意到那种墓穴般的死寂。每隔十分钟左右,就会有年轻军官下来通报外面的情况,哪里的窗户被砸了,档案室的文件销毁多少了,大门外的岗亭被纵火了,德累斯顿分局来电寻求指示,没人能给他们指示,不一会儿莱比锡分局也打电话来了,只好不接听。人们呼喊这个和那个口号,人们涌向柏林墙,人们不走了,他们现在是愤怒的海潮,拍打着东西柏林之间曾经不可接近的坚壁,这群穿制服的斯塔西只能瑟缩在地下室里,面面相觑。

“安德罗索夫上尉。”第十司的代表打破了沉默,所有目光都转向房间里唯一的俄罗斯人,“您真的不能再劝劝莫斯科吗?”

“莫斯科的意思很明确,我们不会派军队到柏林,柏林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句话激起了一阵窃窃私语。瓦西里小时候看过一幅油画,画的是一艘救生筏,上面的水手有的在跪地祈祷,有些已经放弃希望,目光呆滞,还有几个一脸恨意,不知道是针对大海还是上帝的。此刻的会议室就让瓦西里想起了那艘救生筏,侦察总局的人瞪着他,脸上全是毫不掩饰的厌恶。第十一司和第二十总司的代表像融化的蜡一样陷在扶手椅里,脸色灰白。胆小鬼,瓦西里轻蔑地想,倒霉的莫斯科,这么多年来都在为这一小片残疾的土地输血。他有点担心柏林这里生的一切会影响他在克格勃的仕途,总部玩起推卸责任的游戏来无人能及,他离少校军衔就差这么一点点了,此时不能出错。诚然,今年对苏联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四处起火,但苏联总会挺过去的,他的祖国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灾难,多一次也无妨。

五点零五分。再过一个小时,预定的新闻布会就要开始了,无计可施的东德政府打算稍稍放松限制,让符合申请条件的人们到西德去。瓦西里再也受不了这间灰暗的地下室了,借口抽烟,撇下这群百无一用的斯塔西,回到楼上去了。理论上来说,正式宣布散会前不许离开,但瓦西里是莫斯科的特使,他喜欢去哪就去哪。

就在他被关在会议室的这一个半小时里,有人已经用木板把办公室的窗户封起来了,只留了一条缝,方便观察情况。文件柜敞开着,秘书们遵照命令,把里面的档案和报告都拿去烧了。瓦西里锁上门,摸黑在地上寻找打火机,总算在墙边找到了这件小小的金属物,天知道它是怎么蹦那么远的。

他把打火机放回衣袋里,回到办公桌边坐下,拧亮台灯。环顾这个空空如也的办公室,心里油然而生一种尖锐的不甘和愤懑,他是好不容易才得到这一切的,得到这点不大不小的、甜美的权力。他知道菲利克因此看不起他,但菲利克又懂什么呢?菲利克毫无预兆回到莫斯科,撞见他和娜迪亚的那段时间,瓦西里正和两个和他同龄的军官争夺反间处西欧办公室的一个职位,那两个人不见得比他优秀,但他们都订婚了,在克格勃眼中,这就是“可靠”的表现。本来还有第四个候选人,但这个倒霉鬼被匿名举报藏有外国杂志——那时候谁家里没有几本外国小说呢?克格勃搜查了那人的家,从床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三本英文杂志,两本讲音乐的,这无所谓,第三本赫然印着只穿了丁字裤的男人。这个候选人直接从办公室消失了,瓦西里偷偷去档案室翻文件,想知道这第四个人的下场,但他彻底从纸质文件中消失了,没有档案,没有报告,通讯录里写着他名字的那一栏被涂黑,好像从未存在过。他偷偷把文件放回原处,隐隐有点反胃。

瓦西里暗自誓永远不要滑落到这个境地里去,也不能让同样的事生在菲利克身上。

可是他的小老鼠领情吗?科里亚叔叔太偏爱菲利克了,项圈不勒紧,绳子也放得太长,导致他在旷野里跑得太自由,沾染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毒药。以前的瓦西里一度觉得这样的菲利克令人着迷,没错,菲利克时不时会说些叛逆的话,但谁私下里不是这样呢?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不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吗?有什么好不满的呢?瓦西里从未因此怀疑过菲利克的忠诚,但现在他清醒了,他想大声诅咒年轻人的激情和幻想,正是这些思想垃圾蒙蔽了他的判断力。

一定是从巴黎开始的。瓦西里得出结论,在记忆中穿过总部铺着油毡、漆成上白下绿的走廊,回到反间处的老办公室里。1975年初春,他负责审阅两个项目,一个是渗透法国政界的3o57号,另一个是贿赂西德国会议员的9o81号——克格勃不像英美同行那么喜欢代号,更喜欢用编码。外勤回来的报告往往废话连篇,也无从查证真伪,所以瓦西里一般都匆匆略读,只有在外勤花钱太多,或者接连出现失败的时候才会逐字细看。

3o57号就是第二种情况。

他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列出了3o57号近日的蹊跷之处,递交上级,然而石沉大海,他等了一周,没有任何回音。他只好在某天晚饭的时候假装不经意地向父亲提起了这件事,希望父亲会找相关的人谈谈,不管他们是谁。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两三天,来找他的不是反间处的处长,而是科里亚叔叔。

s处的老狐狸把瓦西里带到使馆区的漂亮咖啡馆去了。瓦西里不喜欢这些地方,太夸张了,连勺子柄上都有雕花。他觉得格格不入,像一头意外闯入瓷器店的棕熊。他也不喜欢科里亚叔叔,这老头整天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大资本家,不知道居心何在。特勤处的人总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权,瓦西里之前在“旷野”里认识的斯塔西也都是这个德行。

“你对我们在外面的工作有些疑问,是吗,安德罗索夫同志?”科里亚叔叔没有浪费时间和他闲扯天气,这让瓦西里好受了一些。

“是的,长官,我现——”

“我知道你现了什么,你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谢谢你,同志。”

“你不同意吗,长官?”

“让我们先别说同意不同意。”科里亚叔叔充满柔情地看着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的那块方糖,扑通把它放进热茶里,“你了解我们在‘旷野’里的工作吗,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

“知道一点皮毛,我曾经在‘外面’工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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