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
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业当以施行。
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
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
章帝建初四年,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
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
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
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当年冬十一月壬戌,章帝邀集名儒、诸王集于白虎观,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代表皇帝问,其后各家儒生加以讨论,形成共识后由侍中淳于恭加以回答,此后章帝再亲自决定对此答案是否满意。
在白虎观会议上,涉及性的话题也不少,比如,经过群臣和名儒郑重讨论,最后由皇帝拍板,规定了人们应该和未满5o岁的妾同房多少次。
这可能是因为贵族子弟从1o岁到2o岁都在学校过集体生活,这个问题需要重视。
会议连续举行了一个多月,会后,班固奉旨对会议内容加以总结,写成《白虎通义》四卷。
会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这次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
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白虎观会议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
白虎观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成为中国倡导学术自由的里程碑。
史高退休,石显在朝廷中失去了他最大的靠山,所以内心惧怕周堪和张猛等人。
也因此,他一有机会就想法毁谤他们。
刘更生深知石显的为人,他担心周堪和张猛等人再会遭到石显的危害,就向汉元帝上书,劝谏皇上,说:
臣听说虞舜任命九名大臣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有风范,彼此谦让,显出一片祥和的样子。
在朝廷上的大臣都能很融洽地相处,百姓也都能同心协力,团结在一起,所以当箫《韶》九奏以后,凤凰因感至而来仪。
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因为朝廷不和,彼此相诽怨,于是生了日蚀、月蚀、地震,使得百川泛滥,山谷崩裂,寒暑霜雪也都失去了它的节序。
由此看来,和气可以致详,戾气便会带来灾异,多祥和之气的国家,就能得到平安;灾异频繁的国家就很危险了。
这是天地间的常道,古今所一致认同的义理。
现在陛下开创夏商周三代的功业,招揽文学才士,待以优柔宽大,使得有贤德的人都能被进用。
“可是,现在竟变得贤佞混杂,是非不分,邪正错乱,忠奸并用。
朝廷的大臣,彼此意见不同,各相违背,互有毁谤,搬弄是非。
当公正的大臣被进用的时候,那便是太平治世的表征;而公正的大臣被陷害的时候,就是灾乱的征兆。
从初元以来到现在,已有六年了,在《春秋》上所记载的,六年之中所生的灾变,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
追究所以会如此的原因,那是由于一些谗邪的人也被进用的关系。
“现在那些邪佞的人,渗透在贤臣之中,和贤人们并立在朝廷上,朋党合谋,去善归恶,空言无实,常常危言耸听,歪曲事实,希望能改移主上的心意,如果贸然便采纳了佞人的言论,这就是天地所以先行示戒,各种灾害变异所以交相生的原因。
“追究秦始皇、鲁定公消退贤人的情形,取以为戒,放逐邪佞的党派,大开引进正人君子的途径,断绝疑心,区别善恶,使不再犹豫不决,使是非彰明可知。
那么,各种灾异自然就会消失,所有的祥瑞就会同样涌来。这是太平盛世的基业,是子孙万世的福利!”
石显是中书令,刘更生的奏章石显当然是能看到的了。
石显看过刘更生的这一奏章,更加痛恨周堪他们了。
恰在这年的盛夏,天气突然变冷,太阳昏暗无光。
石显便向皇上上奏书,说这种灾异现象都是因为朝廷任用周堪和张猛等人才出现的。
周堪当过几年皇上的老师,皇上对周堪还是非常了解的。
他心里很器重周堪,可是又担心石显等人不断的毁谤进谗,无法取得大家的信任。
这也就是说,其实汉元帝心里非常清楚,周堪等人是遭石显毁谤的。
可他就是没办法扭转这种局面。
当时的长安县令杨兴,因为富有才能,得到皇上的宠信,经常称誉周堪,皇上想借助杨兴的赞美,来重用周堪,于是,就问杨兴说:“朝廷上的大臣常常争论光禄勋的不是,这是为什么呢?”
杨兴这人,虽有才能,但却是一个善变的人,他误解的皇上的用意,以为皇上是在疑惑周堪,于是就想顺着皇上的旨意,回答说:“周堪这种人,不但不容于朝廷,就是在乡里,也会遭到非议啊!臣看到众人说周堪和刘更生等人商议毁谤皇上的骨肉近亲,认为该杀;臣从前上书说周堪不可以去伤害他,这是为国示恩啊!”
本来皇上是想听到杨兴赞许周堪的,不成想,这杨兴反倒也毁谤起周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