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
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
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
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
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
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
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
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
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自建元六年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
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
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
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武帝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
于是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弘,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武帝因此非常高兴。
元光六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
元朔二年六月,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主父偃上书建议在河南筑朔方、五原二郡,武帝便令公卿议论是否置此二郡。
左内史公孙弘反对说:“秦时曾经三十万人在北河筑城,但最终没能建成并放弃了。“
武帝并未赞同公孙弘的说法。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多识广。
经常称人主唯恐心胸不宽广,人臣唯恐不节俭。
在做了几年左内史后,元朔三年,原御史大夫张欧因年老多病而被免责,武帝任用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接替张欧之位。
筑朔方郡的工程浩浩荡荡的进行着,劳役之累波及至崤山以东,又因苍海郡及通往西南夷道路的修建令燕齐之地、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向武帝谏言,称这些政策都是以疲敝中国为代价而去经营没有用的地方,希望武帝能够停止这些事情。
基于公孙弘数年如一日的反对声,武帝便命中大夫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利处来诘难公孙弘。
朱买臣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
于是公孙弘道歉说:“我是山东边鄙之地的浅薄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些好处,希望陛下停止修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和修建苍海郡的事情,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
武帝这才答应。
元朔三年春,兴建不到二年的苍海郡及用事九年的西南夷工程被叫停。
在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期间,武帝想起于建元元年下被狱免官的内史宁成,欲诏其复为郡守。
公孙弘反对说:“我在家乡做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他处理政事犹如狼牧羊一般。宁成不可以做郡守管理百姓。“
武帝听从公孙弘之言。
元朔二年,齐厉王刘次昌畏罪自杀。
第二年,齐相主父偃被赵王刘彭祖告以受贿、谋害齐王之罪下狱,受金事件也已坐实。
武帝本不想诛杀主父偃,然而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啊!“
于是武帝诛杀主父偃。
元朔三年,因门人擅自为自己杀了仇家而被牵累,被迫逃亡已久的游侠郭解被捕。
然而因为罪行生在大赦之前,无法将其判罪。
官员曾经到其家调查时,同乡儒生因说郭解作奸犯科公然违法不能称贤而被其门人所杀并割去舌头。
因此官吏就此事责问郭解,郭解不知杀人者谁。
负责此案的官吏便上奏称郭解无罪。
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以一介白衣行侠弄权,因小事杀人,郭解虽然自己不知道,但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应当判处他大逆无道之罪。“
于是,郭解就这样在对门人杀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公孙弘的一句话而被枉杀。
公孙弘平素节俭,汲黯上奏武帝称公孙弘居三公要职,俸禄多却盖粗布被子是欺诈世人沽名钓誉。
公孙弘坦诚承认,在赞誉汲黯一番后又分别列举出管仲越礼及晏婴勤俭做齐国丞相的例子。
武帝听了之后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愈加厚待他。
元朔五年,丞相薛泽被免职。
武帝欲任用公孙弘为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