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了。”徐歌说。那人笑笑。
“一起玩吗?”徐歌问,看那人点头,又一脚把球传给他。
两个人玩了一会传球,又练射门,徐歌当守门员,扑倒了几次后,裤子上已经沾了泥。他爬起来,使劲拍了拍。
“雨太大了,先不玩了。”那人说,“我看你眼熟啊,你也是技校的?”
“不是,我是十中的,刚才有几个技校的在这边踢,后来走了。”徐歌说。他抱着足球,跟着那人一起走到足球场边的树荫下避雨。
“你经常过来踢球吗?”那人问。
“以前常来,现在来的少了。”徐歌说,“你呢?”
“我也是,好几年没来了,今天也是心血来潮,过来看看。”
“你是技校的?”徐歌打量他,但心里又觉得不像,这人看起来怎么也比自己大好几岁,除非这人是技校里的年轻老师。
“我不是,我都上班了。”那人说,“你叫什么?”
“徐歌。”
那人笑了,“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我爸。咋了?”
“你爸应该是个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给你起名叫‘徐歌’,那不管别人比你大还是比你小,只要叫你名字的时候,岂不是都得叫你一声‘哥’了?”
那人笑了,徐歌也笑了。
“那你叫什么?”
“汪庆强。三点水一个王字的汪,庆祝的庆,强壮的强,以前技校里的娃都叫我强哥。”
“强哥。”徐歌说。
“得,咱俩现在都是哥了。”
俩人又等了一会,雨还是没有变小的意思,干脆各回各家。离开前那人问徐歌下个礼拜还来踢球吗?徐歌摇了摇头,那人没说什么,冲着他摆了摆手。徐歌笑了笑,转身走了。
汪庆强望着徐歌的背影,隐约想起了什么,那是几年前了,好像也是在这个球场,技校里的几个孩子说有个姓徐的小孩家里后台很硬,局子里有关系什么的。他倒不是介意这个,而是他老爹汪广进当初用刀扎的就是一个姓徐的。老爹出事的时候自己还小,对于很多细枝末节完全不清楚,只记住被捅的那个人姓徐,是个工人。但天底下姓徐的多了,他也不确定这个小孩和那个姓徐的是不是一家人。
他笑着摇摇头,在雨里走回工棚,他已经和苗春花约好了,下午见面,他得洗一洗,再换件衣服。想起苗春花柔软的嘴唇和纤细的手指抚着自己胸膛时的触感,他觉得自己被一阵幸福击中。
后来,汪庆强又在不同的地方看见过徐歌几次。有的时候是在工地附近的小卖部,有的时候是在卖砂锅米线的小摊边,两个人都互相笑笑,徐歌还叫他一声强哥。有一回,挺晚了,他在路边的烟贩子那买烟,看见放学的高中生正成群地结伴而行,他一眼就认出了徐歌,他个子高高的,穿着和周围人一样的校服,但看起来明显比其他人显眼。
他望着徐歌,心里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和酸楚。这才是真正的春溪小孩。汪庆强在心里想,曾几何时,自己或许也有过这样的可能,也能穿着这样的校服,心无旁骛地和同学们一起走在一起。但自从父亲出事那一刻开始,这个可能就被永远地打破了。
看着徐歌从自己身边路过,他到底还是没忍住,叫了一声,“徐歌。”
徐歌听见他的声音,抬头也看见了他。他笑着抬手给他打招呼,“强哥。”
“怎么这么晚了才放学?”他问。
徐歌跟原本一起走的同学挥手说了拜拜,然后走过来跟汪庆强聊,“晚自习,马上要模拟考,高三了。”
“哦,那你要考大学了。”
徐歌点点头。
“你想考什么大学啊?”汪庆强语带羡慕地问。
“我想学文学,但是我家里想让我考警校。”徐歌的口气里有点无奈,“谁知道呢。”
“你想当警察?”汪庆强有点紧张,他想起了自己在石瓦巷拍死的那个人。
“我不想。”徐歌苦笑着说,“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爸说男的学文学没前途,当工人都没人要的。他是个大老粗,对升学就业这种事都摸不着头脑,我妈也只听我舅的。”他无奈地摇摇头,脸上都是倦意,“强哥,我先走了啊。”
汪庆强点点头,撕开纸质烟盒,捉出一支烟来点上,人和人真的不能比,别人在担心该考哪个大学,他却得操心生计的问题。今天工地上的人说,工头家里出了事,儿子被查出了大病,凶多吉少,现在工头忙着凑钱带儿子去首都的大医院瞧病,所以工地上的活就不干了。这几年他一直都跟着这个工头,现在工头要走了,他也考虑自己是不是该换条路走了。
他抬头,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他又想起了苗春花,在这寂静漆黑的夜里,她在干什么?她的新婚丈夫对她好吗?对着虚无的夜,汪庆强幽幽地吐出一口烟。心里被幽怨和思念填满。他想好了,他要离开春溪,去外地闯闯。
坐在离开春溪的绿皮火车上时,他从邻座的一个看起来像是大学生模样的人那里借到了一本杂志。杂志里有不少励志的小故事,其中一个讲的是,一个曾经一文不名甚至穷酸潦倒的年轻人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了事业有成的老板,并且不计前嫌聘用了一位曾经看不起他的大学生当员工的故事。故事很恶俗,但依然让汪庆强心潮起伏热浪翻,伴随着车轮的声音,他在心底想象着几年以后,自己再见到苗春花的情景,再见到以前工友的情景,甚至还有再见徐歌的情景。这些幻想安慰着他,他几乎光是想着,就要热泪盈眶了。那时的他万万不会想到,几年后的自己会改头换面的如此彻底,生活里没有什么积极的正面的光亮在等着自己,他学会了压低帽檐,不动声色地在人群里穿梭,在暗夜里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