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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色电影血脉的聚集（第3页）

可是，此时的陈波儿已经太累了，1943年就已经发现的心脏疾患再一次折磨着她，可她还在坚持，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在一个新的国家的起点，她觉

得拥有三头六臂都不够。

1951年下半年，因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暂时停建，陈波儿赴广东协调各方事宜。事毕，她回到老家，接上母亲，上火车，准备先奔上海，再回北京。在火车上，母女两个将离愁别绪说个不停。“妈妈，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陈波儿看着母亲已经被岁月侵蚀的脸庞，深情地说。

先到上海，是因为11月9日这里要召开一个创作人员座谈会，陈波儿受邀要给大家作一个报告。谁能想到，就在与大家交流时，陈波儿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年仅44岁。国家为失去这样一位“明星战士”悲伤不已。1951年11月13日，人们选择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为她举行追悼会，因为电影是她为国家奉献一生的武器。

邓颖超忍痛为她宣读悼词，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田汉宣读给她的祭文，情到深处，泣不成声。袁牧之觉得自己的眼前一片混浊，1946年在兴山重逢时他给予陈波儿的纯粹的眼神再不复见。

“万里洪波女儿愁”，这娇小玲珑的女子，这散发着明星光环的战士，再不复见！

但兴山要记住她，记住她带给苍茫旷野的一丝无人能够替代的灵动；最初的东北电影公司，接着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要记住她，记住她开掘的电影的泉流，叮咚之水引发了万江奔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记住她，

电影教育从她开始在国家的层面起步；当然，电影本身更要记住她，你看，那个《桃李劫》中的少妇黎丽琳来了，那个《八百壮士》中的童子军杨惠敏来了……

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在江苏沭阳，原名吴荫诚。父亲是个自由职业者，家境清贫，但吴印咸从小就在书香中长大，父辈对读书的热爱深深影响着他。而吴印咸似乎天生就对艺术创作充满灵性，书法、篆刻，尤其是绘画，令吴印咸十分着迷。1916年，吴印咸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工厂。这是个半工半读的地方，在这里，吴印咸一半的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一半的时间用来编织线毯。

对别人来说枯燥的工作却让吴印咸瞪大了双眼，线毯的各式图案吸引了他，他边织毯边琢磨，脑海中浮现出线毯图案的多种可能。

后来，他还真的设计出了新的图案，得到了工厂的认可。两年后，吴印咸毕业了，优异的成绩和艺术才能令工厂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留校任教。生活还没有脱离穷困的他选择留下，每天用半天的时间给学生上图画课，用剩下的时间为工厂设计线毯图案。

在此期间，勤奋的吴印咸还把中学的全部课本找来，从头到尾自学了一遍。

1919年，19岁的吴印咸在绘画方面展现出了更多的天赋，他渴望到上海的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考

取。为了满足他的愿望，亲友们资助了他。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由绘画大师刘海粟在1912年11月与乌始光等友人创办的，是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对美术学习如饥似渴的吴印咸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令吴印咸感到高兴的是，他的宿舍里住着一个名叫许幸之的人，这位日后的著名导演与吴印咸很聊得来，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绘画需要眼力，吴印咸在细致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发现，一种新的技术正在以光影的方式记录现实，他觉得这比他的绘画更真实而有力。终于，在多次犹豫、徘徊之后，在上海北京路旧货商店里，他用三个银圆买回了一台“勃朗尼”方匣子旧照相机，然后，又用低廉的价格购进了一些过期的胶卷和相纸，开始了摄影的实践。

没有洗印条件，他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底下建起了一个微缩的“暗房”。“在双层床下或墙角里，用被单围起了屏障当‘暗室’，在那里进行冲洗照片的试验。经过刻苦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可喜的初步成果，至今还保存着印咸拉提琴的自拍照，以及同班同学四人合影的照片。他‘直观地感觉到摄影比绘画更接近自然、更变幻无穷’，从此，印咸便迷上了摄影这门现代艺术。”#pageNote#7

一边学习绘画，一边研习摄影，吴印咸的人生构图从此丰满而又栩栩如生。

三年之后，吴印

咸学成毕业，回家乡的学校任美术教员。有了固定生活来源的他，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他喜爱的摄影事业上了，大量反映乡村美丽的自然风景和充满生活气息的风土人情的照片被他创造出来，其作品往往光线效果及画面布局俱佳，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劳苦大众的底层生活，比如《雪竹》《嬉戏》《蜗牛进行曲》以及《饥寒交迫》《纤夫》《晓市》等。

1927年，吴印咸带着精湛的技艺，离开老家到上海谋职，做过舞台布景、照相馆摄影师，以及电影公司的布景师。他的摄影名气越来越大。1934年，上海青年会举办了他和许幸之的画展、摄影展，得到各界好评。同一年，他的作品《田螺》获得了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

1935年，许幸之邀请吴印咸参与他执导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作为电影摄影师，吴印咸的表现技惊四座。随后，他又接连为电影《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摄影，其捕捉光影的能力、画面布局的水平，令众多电影人震撼，他的摄影才华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正是在拍摄这些影片的过程中，吴印咸与袁牧之结识，并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铺就了日后他们为国家奉献艺术才华的金光大道。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吴印咸与许幸之一起，第一时间抢拍了反映日军的凶残和

中国人民抗争的珍贵画面：狂轰滥炸的敌机，燃着熊熊烈火的民房，无家可归的难民，街头抗议的青年，抗日救亡的演出……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被记录下来。吴印咸还把自己的摄影机放在一栋较高的建筑上，对准了人们分外关心的苏州河沿岸四行仓库，捕捉到了象征中国军人没有屈服的高高飘扬的旗帜。随后的台儿庄大捷、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场面也被吴印咸奇迹般地拍摄下来。最终，他们将其剪接成了一部大型的纪录片，名为《中国万岁》。

《风云儿女》剧照

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队在晋察冀根据地留影

“不料，经上海到香港时，我们二人千辛万苦摄制和剪接而成的这部大型纪录片，由于制片人坚持要送审，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检察官以‘宣传共产……’的莫须有罪名，而将底片、正片全部销毁。至今这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大型纪录片《中国万岁》，未能留下值得纪念的任何胶片或照片……”#pageNote#8

巨大的打击令吴印咸陷入了事业的低谷。恰在此时，已经身在武汉的袁牧之电邀吴印咸，共同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吴印咸精神一振，赶到武汉与袁牧之会合，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荷兰友人伊文思手里拿到了一部单镜头埃姆摄影机和2000米底片。

伊文思赠送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台摄影机——“埃姆”35mm摄影机

1938年8月，来到延安的吴印咸和袁牧之等人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电影组织机构。当时，电影团的全部成员加在一起也不足10人，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吴印咸出任摄影队队长。随后，吴印咸同袁牧之一起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然而，影片的底片由袁牧之带到苏联后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丢失了。据吴印咸后来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找回来一些不完整的资料，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新影）编入《延安散记》一片中。

另一部令吴印咸记忆犹新的是纪录片《白求恩》。为了拍摄好这部片子，吴印咸跟白求恩一起住了两个月。一天，在离战场只有六七里路的一座小庙里，听着外面密集的枪声，白求恩正在一丝不苟地抢救伤员。看着扎着白色围裙、穿着草鞋、袖口卷起的白求恩，吴印咸非常感动，他拿起照相机，后世广为流传的那张白求恩为伤员做手术的经典照片从此诞生。

袁牧之赴苏联后，吴印咸又带领大家拍摄了《陕甘宁边区二届会议》以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等。拍摄《南泥湾》是由于当时延安受到外界封锁，日寇实施“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物资奇缺，因此党中央号召

大家，自己纺纱、织布、种菜、开荒。

吴印咸清晰地记得，由于没有牙刷，他跑到马路上捡掉落在路上的马尾，洗干净后做成牙刷；为了延长毛巾的使用寿命，他把毛巾折成三折使用。

为了振奋大家的精神，吴印咸想把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从事生产劳动的典型事迹搬上银幕。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把吴印咸找来询问拍摄的情况，并提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字。

吴印咸立即打开随身携带的摄影机，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这也成为《南泥湾》一片片头的经典镜头。写完后，毛泽东把题词，送给了吴印咸。1959年，吴印咸把自己一直珍藏的这幅题词送给了即将成立的军事博物馆。

由吴印咸、徐肖冰负责摄影，钱筱璋负责剪辑并撰写解说词的《南泥湾》，共4本，全部用音乐配音，刚一面世，便受到了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1943年2月5日的《解放日报》专门刊了发题为《南泥湾影片连日在各处放映》的报道。报道中说：“朱总司令、叶参谋长、贺司令员等倍加赞扬，誉之为纪录影片中不可多得之佳作，尤以在边区物质困难之条件下尚能摄制如此优秀之影片，殊为难能可贵，当即叮嘱该团负责同志将该片在延安普遍放映以广宣传。连日各机关团体陆续前往接洽放映者颇多。该团为应各界热烈要求

，于年假中连续放映，其日程如下：2月3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放映；2月5日在总政军民联欢会放映；2月6日在八路军大礼堂招待劳动英雄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及文化界；2月7日招待留守部队直属单位；2月8日至12日由中央管理局招待中央直属单位；2月13日在杨家岭大礼堂放映。”#pageNote#9

延安电影团在拍摄途中

1945年，在吴印咸的精心准备和率领下，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中共七大会场》纪录影片。“在这次盛大聚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那一幅幅轰轰烈烈、济济一堂的群英会的盛景，那一幅幅革命领袖们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动人形象，都被摄影机所巧妙采取的构图和角度表现得淋漓尽致。”#pageNote#10然而，由于此时电影团的胶片已经所剩不多，只拍了三四个镜头。

陕甘宁边区一系列的纪录电影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风格的特点就是“电影的主题是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这种“延安纪录电影”的风格，“构成了后来影响较广的‘延安纪录电影学派’。从电影团创作的作品来看，从《延安与八路军》《南泥湾》到后来解放区创作的一系列影片，主创人员始终围绕着纪实性、革命性和历史性的合作原则对拍摄题材进行进一步创新性尝试与摸索”#pageNote#11。

栩栩如生的影像背后，是不可想

象的艰苦。在后来一篇名为《回忆延安电影团》的文章里，吴印咸记下了当时的场景：“当时延安没有电，演戏用煤气灯，后来煤油也很缺，就用羊油点灯；没有自来水，从山下延河里挑水上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要制作影片当然是困难重重。我们自己做了木桶、盆代替洗片机，二三十英尺胶片洗一次。没有拷贝机，就在摄影机里装上已显影的和未曝光的两层片子，把镜头卸下来，在阳光下再曝光一次，代替拷贝机使用。这样，把放映拷贝制作出来，再用留声机配上音乐，加上解说，个把月就把片子制成与观众见面了。”“还要谈一谈放大胶片的情况。没有电就用日光放大。我们自己动手搭了个小亭子做暗室，顶上开个孔，装上一台照相机当作放大机，底下做一个木架子，按不同的高低可以移动铺着放大纸的木板，以调整照片尺寸的大小。放大时有人站在亭子外，报告天气变化，提醒里面的人掌握曝光时间。放大纸用完后，我们就用印相纸放大。就这样，我们自力更生解决了问题，完成了宣传报道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