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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红色电影血脉的聚集（第4页）

延安电影团驻地——清凉山吴印咸摄

为了让更多人掌握摄影技术，在吴印咸的主持下，延安电影团在1940年举办了两期训练班，几十名电影和摄影干部慢慢成长起来。1945年，延安电影团又举办了两期

摄影训练班。

抗战胜利后，电影团派出了先遣人员钱筱璋等赴东北接收“满映”。吴印咸等其他人员则在延安等待着好消息。如今，经过长途跋涉，电影团的全体人员终于来到了兴山。电影设备就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武器。显然，荒凉已久的兴山喜欢这些艺术家给自己带来的有关电影的“喧嚣”。

此时的东北电影公司，真正从中共过来的只有舒群、袁牧之、田方、钱筱璋、许珂等几个人，其他绝大多数是原“满映”的职员。延安电影团40多名文艺工作者的到来，壮大了电影厂的力量，也让共产党对这个亚洲最大的电影厂的掌握更加牢固。

1946年8月27日，也就是延安电影团到达兴山的第二天，东北电影公司全体人员在刚刚建成的洗印厂召开欢迎大会，舒群、袁牧之等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声声入耳，深深打动着电影团成员们的心。他们畅想着未来，相信未来新的电影事业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香甜四溢，沁人心脾。9月1日，在舒群“这是国际感情交流融合的大会”的祝酒词中，欢迎延安电影团到来的大型联欢会召开。大家你唱一首歌曲，我唱一段京剧，你讲一个笑话，我奏一首乐曲。欢声笑语中，举杯碰撞中，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很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1946年10月1日，电影厂的厂

房有了，干部队伍也完备了，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根据组织安排，舒群为厂长，袁牧之为顾问，副厂长有两个，即吴印咸和张辛实，田方出任秘书长。

对于光影有着独特艺术感受的吴印咸，开始了又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

袁牧之在东影全厂大会上讲话

1948年5月，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秘书长的田方踏上了从兴山到哈尔滨的行程。受厂领导的委派，他要去迎接一支从延安来的特殊的电影队伍——西北电影工学队。

这支21人的队伍早在上一年的10月24日就从晋西北的兴县出发了，一路步行，途经阜平、石家庄、赤峰、通辽、齐齐哈尔，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线，经过了整整一个冬天、长达8个月的辗转，才在枪林弹雨中来到了哈尔滨。

田方抢步上前，紧紧握住这支队伍的队长钟敬之的手，代表东北电影制片厂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钟敬之告诉田方，本来他们有24人，走到石家庄时，根据工作的需要，程默、凌子风和石联星留在了华北电影队和石家庄文联工作。然后，他向田方一一介绍队员们，其中，就有后来成为长影厂长的苏云，以及后来执导《钢铁战士》《红色娘子军》《西安事变》等电影的著名导演成荫等。

随田方

来到兴山的钟敬之等人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此时的生产车间、器材设备以及配套的生活设施，不禁惊呆了：这才是一个电影厂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电影人能够大展身手的地方。而对于袁牧之、吴印咸等人来说，西北电影工学队的到来，等于给他们增添了羽翼，他们太需要人了！

当然，袁牧之他们知道，钟敬之等人并不是为充实东北电影制片厂而来的，他们是来学习电影制作技术的，并洗印他们在西北时拍摄的胶片，等时机成熟后，再回到西北建立新的电影机构。但袁牧之等人还是希望他们能留下来，并把这个意愿向上级组织做了汇报。令他们惊喜的是，根据时局的变化，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为壮大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力量，将西北电影工学队全部划拨给东北电影制片厂。

这可是一批生力军！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领导班子乐开了花：别人不说，单说那个队长钟敬之，在延安艺术界可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堪称舞台设计的艺术大师。

钟敬之，1910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他的艺术生涯要从他17岁那年考入半工半读的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说起。本来，钟敬之在此之前考上了杭州国立艺专的雕塑系，可是，家里没有能力为他支付学费，他便放弃入读。上海劳动大学则不同，他可以边工作边学习，不必为学费发愁

。不久，他就从中学部转入本科学习。徐懋庸、张庚是他的同学，青春的激情与诗意让他们走到一起，参与戏剧、美术、音乐等多个艺术社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钟敬之迷上了舞台设计。

随着时局的动荡，钟敬之的个人命运也不断起伏。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到山东曲阜当过美术教员，后来又回到上海做出版社编辑，还出版了一本介绍苏联文学和艺术的译著《苏俄底文学》。

1934年，钟敬之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第二年又加入左翼剧联，这一改变也决定了钟敬之未来的生命走向。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参与了当时大受上海滩民众欢迎的话剧《娜拉》《复活》《钦差大臣》等的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并因此受到上海艺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还参与组织“戏剧生活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星期试验小剧场”等。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钟敬之回到浙江老家组织了一些抗日宣传戏剧，后来，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短暂地任过一段戏剧教员。

1938年8月，延安电影团成立时合影

1938年年初，钟敬之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戏剧系教授，开设舞台美术的核心教程，并在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钟敬之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他一边

是一名兢兢业业的老师，一边又先后出任鲁艺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场（创作研究室）的主任，成为戏剧事业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他一边花心思教授学生，一边又从事大量艺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结合，让钟敬之进入了自己舞台美术设计的化境。

钟敬之的舞台有最丰富的色彩。延安的各种物资都是有限的，舞台物料的缺乏更是普遍状况。但钟敬之并不发愁，他没事儿的时候就在延安周边的山脚、水边转悠，找来各种不同色彩的土以及矿物质，还采来各种植物的花叶制成颜料，调成各种色彩。这些色彩呈现在舞台上，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朴素的，让人那么舒服又直观地感受到舞台的生动，正像那如火如荼的生活。

钟敬之的舞台有最美妙的光影。光对于舞台来说太重要了，但延安的舞台与上海的是不能比较的。然而，钟敬之在这简陋的舞台上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效果。他亲自上阵，把煤气灯全部改造成遮光的舞台照明灯具，让舞台艺术氛围富有现代感。1939年，钟敬之负责舞台设计的新歌剧《军民进行曲》就在他创造的光影世界里显现出独特的魅力。

钟敬之的舞台有最出奇的变幻。舞台剧的特点之一是要变换多个场景，而那时候的延安舞台，不停地换景极为不便，而一些场景复杂的话剧，更是一道舞台设计的难题。钟敬

之却在创新之中乐此不疲。在话剧《秋瑾》演出的舞台上，他设计了12块不同的景块，而且形状也各有不同，这些景块可以进行方便快捷的变换组合，使空间配置立即有了数十种变化，完全满足了这幕话剧的演出需要。

钟敬之的舞台有最出彩的空间。1941年，鲁艺重头剧目《带枪的人》的舞台设计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钟敬之的肩上。《带枪的人》的内容是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有革命领袖的角色出现，而且，该剧多达十三幕十四场，如果舞台效果出不来，会极大地削弱艺术感染力。冥思苦想之后，钟敬之眼前一亮，这么多场的剧，何不把电影空间运用的方法借鉴过来？随后，他按照这一思路重新考虑舞台空间的布置，还创新设计出双面布景以及可以倾斜的舞台地板。这一设计为整个剧目增姿添彩，使《带枪的人》一时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延安期间，钟敬之为《松花江上》《前线》《白毛女》《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秋瑾》等近30部戏剧做了舞台美术设计和安装工作，其灵动的想象和高超的技巧一时间把延安的艺术氛围装扮得美妙多姿。后来，杨家岭延安大礼堂建设邀请钟敬之参与，中共七大会场的设计和布置也委托他来进行。在中共七大会场上，人们看到了用红旗摆成的，用作大会主席台背景

的象征胜利的“V”字形图案，那正是钟敬之的杰作。由于在延安戏剧舞台的杰出贡献，钟敬之荣获了陕甘宁边区英模甲等奖。

丰富的实践促进了钟敬之的理论思索，他笔耕不辍，编写的《舞台设计讲授提纲》在鲁艺戏剧系的教学中被广泛使用。即便是在奔赴东北的行程中，钟敬之仍然不断思考，翻译编辑了十多万字的教材，还专门为文字配上了详细而准确的图解，使之成为电影基础知识课程。也正是因为这些理论积累，1955年钟敬之被抽调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并先后出任常务副院长、院党委书记。

延安电影团的北上让延安一时间减少了电影拍摄的活动，但革命形势却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宣传部门意识到摄录历史光影的关键性意义。1946年7月，一个名为“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机构在陕北成立，钟敬之同陈永清、伊明一起被确定为三人领导小组。

钟敬之同大家商量，把伊明、冯白鲁、程默、凌子风、高维进、石联星等几个人吸纳为电影厂的创作人员。

伊明告诉钟敬之，陈波儿与他合作的《边区劳动英雄》的剧本已经基本完成了。钟敬之等人决定，把《边区劳动英雄》作为延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后来陈波儿先行去了东北，剧本的后续修改和完善遂由柯仲平、伊明、高朗山等人组成的小组集体

完成。很快，延安电影制片厂组成了该片的创作团队。“《边区劳动英雄》一片的主创分工为：导演伊明，摄影程默，美术设计兼制片钟敬之，演员有凌子风、阿甲、李波等。”#pageNote#12

可惜的是，他们仅仅工作了一个月左右，由于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形势趋紧，特别是影片的原型吴满有被俘叛变，影片最后没有完成。尽管如此，手里有了摄影设备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在钟敬之等人的带领下，仍然全力工作，尽量用胶片把历史的精彩瞬间都记录下来。他们组成随军摄影小组，冲上前线，把战争的炮火以及领袖们一次次英明的抉择定格下来，永留后世。

如此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10月，由于此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录影片已经十分成熟，组织决定，以延安电影制片厂为基础，吸纳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以及七月剧社、西北文工团、绥德文工团等相关人员，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即刻出发去东北电影制片厂。队伍由钟敬之任队长，成荫任党支部书记，共计20余人。

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钟敬之，进入厂管理委员会，参与到集体领导电影厂的机构中。不久之后，东北文工一团在沙蒙的带领下也来到了兴山，沙蒙也进入厂管理委员会中。

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东北文工一团等多路文艺大军的到来

，让东北电影制片厂声威更振。到1949年5月，东北电影制片厂已经有员工983人。

从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初期的六七个人，到1949年的近千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事业已经今非昔比，它进入了一个创造新中国电影光辉岁月的崭新时代！

从1933年成立的“电影五人小组”，到1949年近千人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电影的“红色基因”从最初的萌芽到最终的养成经历了异常艰辛的过程，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电影人披荆斩棘地走过来了。随着1948年到1949年以及后来田方、钟敬之、袁牧之等红色电影人的南下，电影的“红色基因”又迅速辐射到全国各地，红色电影的艺术之花开遍中国的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