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韩休因与搭档萧嵩不和,被玄宗双双免去相位,换上了京兆尹裴耀卿、中书侍郎张九龄。
裴耀卿是个天才,八岁高中童子举,二十岁获封官职,在朝廷多个部门做过参谋,之后外调地方任职,历任长安令、济州刺史、宣州刺史、冀州刺史,因政声卓着,选入朝中担任户部侍郎。
由于苗蹲的扎实,加之天资聪颖,他对涉及国家利益的漕运、赋税等具体工作,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个不可多得的干才。
相比于裴耀卿的一帆风顺,张九龄的仕途显然坎坷的多。他生于岭南,弱冠时进士及第,留在长安,以文学着称于世。由于性格耿直不懂变通,得罪了宰相姚崇,长期处于中下级官职得不到提升。
开元十年,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因其与张九龄同姓,且都是文学大家,惺惺相惜下与之结为宗族兄弟。张九龄的官运这才开始出现转机,跟随张说全程组织参与了封禅大典。
张说遭人构陷,他坐罪贬往外地。后来张说重新起用为尚书左丞,临终前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
开元十九年(731年),年已五十的张九龄回到朝廷做了秘书监,替玄宗撰写敕文。因他文采出众,写文章根本无须打草稿,提笔一挥而就,得到玄宗嘉许,提升为中书侍郎。
裴耀卿比张九龄小八岁,两人一个是政务上的行家,一个是文学界的魁,虽在个别政务上有所分歧,总体上还算默契。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三月,张九龄提议不必禁止民间私自铸钱。史书中没有交代张九龄这样做的原因,我觉得以他的性格,大概是觉得私自铸钱会对百姓有利吧!
毕竟是宰相所提意见,玄宗下令让百官讨论。
裴耀卿认为:“此风一开,恐怕世人都会弃农逐利,钱币质量更加低劣。”
秘书监崔沔言:“钱这东西贵在流通,并不是越多越好,为什么非要允许民间私铸呢!”
右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也说:“如果允许私自铸钱,一般百姓肯定没这个条件。时间一长,天下财富都会聚集到少数富人手中,穷人愈贫困。汉文帝时,吴王刘濞富可敌国,造反作乱,不就因为文帝允许他私铸钱币吗!”
因多数朝臣反对,这一提案没有通过。
从此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张九龄虽为文学大家,但对地方政务不是很清楚,有些理想主义。
二是朝风比较开明,遇有涉及全国的大事、难事,允许大家集体讨论决策。
三是官员素质较高,能够站在全局角度各抒己见。
这种风气的存在,当然得益于玄宗的英明睿智,但二十多年来历任宰相的表率示范同样功不可没。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集体也罢,其作风的好坏与主要领导密不可分。领导想干事,自会挑选能干事的官员;领导想取乐,善于奉迎之徒就会因此而进。
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圆滑又会说话,情商极高。专门与得宠宦官及后宫嫔妃的家人结交,有意识的打探玄宗动向,对于玄宗的喜好掌握的清清楚楚。因此在汇报工作时,都能与玄宗想法保持一致,玄宗认为他能干,对他很欣赏。
当时的宫中,武惠妃独得帝宠,儿子李清获封寿王。所谓爱屋及乌,在玄宗一大堆子嗣中,李清最受玄宗喜爱,甚至连太子都渐遭疏远。
李林甫通过宦官给惠妃捎话,愿尽自己之力全力保护寿王。惠妃很受感动,暗中替他说话,由此升任黄门侍郎,成了玄宗办事处主任。
五月份,玄宗把李林甫用为宰相,主管礼部,形成了以张九龄为主的三人宰相班子。
此时的李林甫刚入相位,对张九龄、裴耀卿非常敬重,张九龄虽然瞧不起他,却也挑不出他任何毛病。
在三人近两年的“蜜月期”里,朝中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改变粮食漕运方式。玄宗之前,关中所用粮食大都来自江淮一带,先走水运抵达洛阳含嘉仓卸载,再改6运,牛拉车拽的七八天左右送抵长安。概算下来,每运两斛米(1斛等于6o公斤)约需运费十文。
建唐初期,关中人口较少,这种方式虽费时费力,但还能接受。玄宗以后人口增长迅猛,其弊端也开始显现。
为解决这个问题,玄宗指派曾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全权负责此事。
裴耀卿在运河口设置转运站,分别于转运站东、西两侧修筑河阴(河南荥阳)、柏崖(河南济源西南)两座粮仓,在三门峡东、西两侧修筑集津仓、盐仓。又派人开凿沟渠十八里,用以避开三门峡附近险要河段,
工程竣工后,来自江淮的粮食先储存于河阴仓,再经黄河、渭水上的各座粮仓逐级运转,水通则行,水浅则贮。三年内,累计运米七百万斛(约42万吨),节省运费三十万缗。
有人劝裴耀卿把这笔钱献给朝廷邀功,裴耀卿说:“这是公家在运粮上节省下的利钱,怎可拿来讨好!”奏请全部用作平抑粮价的经费。
由此可以看出裴耀卿的能力与操守,此事若是放到唯利是图的人身上,恐怕早就当成天大功劳,把钱上交玄宗挥霍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就体现在对待名利的态度上!
第二,洛阳报复杀人案。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杨汪奉命调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案,期间遭到张审素部下董远礼带兵威胁。杨汪随即禀明玄宗,以对抗朝廷、企图作乱的罪名处死了张审素,张审素两个儿子张瑝、张琇也坐罪流放岭南。
杨汪处理完这个案子,回到朝中把名字改成了杨万顷。张瑝、张琇从岭南逃回,伺机为父亲报仇。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三月十一日,两人在东都洛阳用斧头砍死了杨万顷,写了封替父申冤的信绑在斧头上,放置于杨万顷尸体旁。又跑出洛阳,寻找与杨万顷共同害死父亲的仇人,走到汜水(河南荥阳)被朝廷抓获。
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极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不足百人,这件杀害朝廷高官的命案,立刻引了朝野震动。